当时令过了重阳时，母亲为了应节气，会选晴好的日子，准备晒秋了。在我们当地，有晒秋的习俗。
　　儿时，是一个物资较匮乏的年代。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为了体面地完成“晒秋”这个仪式，往往会在重阳节前准备好几天。
　　据母亲说，晒秋，首选是晒玉米棒和饼粑，因为胖胖的、金黄色的玉米棒，那东西放哪都好看，还挺吉祥的样子，所以成了首选。而饼粑绝对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神秘、高档的自制食品之一。有客人来了，主人家能端上一碗用猪油煎得二面黄、撒上芝麻胡椒粉的饼粑，那一定是最高规格的待客礼仪。
　　家里做饼粑，母亲总是把时间选在重阳节后的三五天内。主要是这段时间昼夜温差大，新做的饼粑发酵。这个时节，天气往往也好得出奇，发酵好的饼粑，很容易就能晒干。
　　记忆里，母亲虽然也晒糯米换茶，也做饼粑，但是，晒得最多的还是数红薯干了。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晒糯米换茶、做饼粑都得家境宽裕，有余钱剩米才行。我家做饼粑、晒糯米换茶，只逢年过节或遇到有其他重大喜庆事才弄点，平常，一般是晒不起的。
　　到寒露边，父亲在屋门前河滩上种的红薯，便可以开挖采收了。若是全家出动，只消一两天工夫，一河滩的红薯就挖回了家。除了打淀粉的红薯挖回家就赶紧洗净打粉外，剩下的红薯便放到禾场坪里小晒一两天后，再移到屋檐下阴凉干燥处又晾上五六天，待红薯里所含淀粉都自动转化成糖分时，母亲就开始晒红薯干了。
　　开晒的前一天下午，母亲会去屋檐下晾着的红薯堆上，装上两大竹篮红薯，挑到屋前的河里，切去残留的红薯须根、藤柄，然后削皮洗净备用。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开始蒸红薯了。她先是把土灶上、靠墙的那口最大铁锅洗刷干净，再上小半锅水，放上箅子，然后把洗净的红薯一层一层地码在箅子上，盖上锅盖后，就开始生火蒸红薯了。
　　大火蒸上一两个小时，红薯的香味就随着锅里冒出的热气，满屋子游走，让我们兄妹一个个垂涎欲滴。见我们赖着不去上学，母亲待红薯完全熟透后，会先熄了火，去锅里挑上几个，用草纸包了，分别塞到我们手上。兄弟姐妹们接过红薯，乐得一个个又蹦又跳，疯子一样地往学校跑。
　　门前的禾场坪上，父亲早已默契地架上了簸箕和其他可以摊晒的物件，如果这些物件还不足以摊晒完那锅红薯，他便拆了家里的门板，把门板在禾场坪上架起来。
　　当母亲把锅里蒸熟的红薯，全部收拾进竹篮往外提时，顺便会把砧板、菜刀和一瓢水带出来。个头小的红薯，直接整只放进盘箕里晾晒。遇到个头大的红薯，就得切开再晒，不然，很难晒干。切红薯也有讲究，必须先把刀口在水瓢里沾上水，这样切红薯时，红薯才不会沾刀。晾着的红薯有溏心，不宜移动。为了不让晚上的露水打湿正在晾晒的红薯块，母亲会用被单或其他遮蔽物，盖在红薯上，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才去揭开，周而复始，直到那些红薯块全部晒干，装进囊中才会停止。
　　母亲一直把重阳节后晒秋一事，当作一件尤为神圣的大事，一直坚持到她举止困难的最后时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母亲总是那样郑重其事地坚持年年都去“晒秋”，把用一季辛勤劳动换来的积存，展现在阳光底下，其实一直是在晒那份渴求万物丰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