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言语少，性格木讷，无论人多人少，他说话都像节俭者买东西一样，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从口袋里往出掏钱。
　　可种起庄稼来，三叔却是行家里手，耕地、播种、拔麦子，他没有一样落在人后。尽管不识字，但他会用芨芨扎扫帚、编背篓，会用麦草做驴拥脖，会做简单的木工，会砌墙、做泥活儿……
　　那时村里谁家要是有建房、盘炕、修灶台的活儿，大多都会找三叔帮忙。那时的“帮忙”纯粹就是帮忙，没人谈钱。帮一天或是两三天，主人家顶多就是把伙食改善一下，工钱是绝对没人提的。
　　三叔也不推辞，只要有人叫，他就会二话不说跟着去。简单吃点东西之后，三叔就会满头大汗去干活儿，而且越是有人夸赞，他就干得越是起劲，甚至比自己家里的活计干得都细致。因为他缺少私心，干活又不惜力，所以在村里的口碑愈来愈好，找他干活的人也愈来愈多。
　　那时村里家家都是土坯房，没有“刮腻子”“贴瓷砖”之说，只要在墙上抹三层草泥，就算是很上档次的装修。熟能生巧，经过一家又一家的锻炼，三叔“抹草泥”的活儿干得越来越好了。
　　因为来者不拒，所以三叔就整天在别人家忙活，而自己家的活儿，却常常被耽搁。三婶怨他“家懒外勤，吃别人家的饭头不疼”，三叔也不争辩，瞅着机会就出去。经年累月下来，三叔给人“帮忙”便成了习惯，即使在五六月最忙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拿着泥抹子，在别人家的房子里给墙抹泥。
　　因此，三叔家的光景自然是恓惶的。遇上干旱年景，别说经济收入，就连糊口都成了问题。因为浇地怕花钱，不敢多浇，“水过地皮湿”就行；化肥又上得少，别人用一袋子，他连半袋子都用不到；别人的庄稼都是深耕，他因为毛驴干瘦，拉不动犁，只能浅耕。
　　最旱的那年，三叔的一头老驴饿得皮包骨，以致最后需要人抬才能站起来。四兄看不下去，给了极低的价格买了回来。结果，一年以后，这头老驴竟然恢复了健康，不但能拉犁、驮草，甚至还下了一头骡子！
　　然而，很少看到三叔沮丧或发愁的样子。即使他家的房子成了危房，他也照样一声不吭地坐在阳洼旮旯里，脱了上衣扪虱子。三叔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串门，除了干活，就是一个人圪蹴在一个地方晒太阳。逢年过节，三叔的笑容会多一些，届时，他会亮出自己打鼓的看家“绝活儿”。他打出的鼓点之奇特，远近无人能及。据说在农业社时期，每逢村里唱戏，三叔都是“打干鼓”的，他自创的“九环子”鼓点节奏，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听得人惊心动魄。
　　于是，打鼓就成了三叔在村里的专利。他也乐此不疲，只要拿起鼓槌，就可以竭尽全力、酣畅淋漓地打上几个小时。在铿锵有力的鼓声中，三叔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原点，如鱼得水地找到了自己的平台，每一个鼓点，似乎都能敲掉他积郁于心的委屈，那变化莫测的声音，唤醒了他活着的自信，使他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扬眉吐气、笑容满面地风光一回……
　　有一年，村里人想让我说“仪程”，我本没有准备，又没有现编说词的本事，就连连推辞。没有想到，正在打鼓的三叔却停下鼓点，扬了扬手中的鼓槌，对着一大群人开始说起来：“这个院子四四方，两只鸡儿赛凤凰；凤凰落到房脊上，辈辈儿孙状元郎！”而且说一句打几下鼓，声音铿锵而洪亮，把跟前看热闹的人都震住了。我在一旁听着，也暗自感到吃惊，没想到平时讷言讷语的三叔，竟然还有此等本事！
　　可能三叔过去听人说过，耳濡目染只记住了这么几句，所以说了两家就难以再说下去。我就拿出笔来现编词，让另一个上过学的小伙子说，总算挨家挨户都转着说了一遍。那次说“仪程”在村里是头一遭，大家都觉得新奇和震撼。每到一家门口，主人都会端一些瓜子水果来招待，后来居然收了几蛇皮袋子，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后来，年轻人都进城去务工，村里犁地播种的活儿便落在妇女和老人的身上。有人不得不出钱让三叔帮着干几天，尽管数目不大，但三叔也很乐意去干。一来二去，村里“帮忙”的人便越来越少，给人干活不再是管顿饭就打发了。
　　我进城之后，回家的次数便愈来愈少，跟三叔见面的机会自然也不多，可每次见面，当我握住他松树皮般粗糙的手问好时，他都会笑着说：“见一面少一面了。”让人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我就问他的生活状况，他说现在好多了，除了种自家的地，他还能兼顾搞一点“副业”，不但看病能报销，每年还能领到一些救济或“高龄补贴”等补助……
　　再后来，三叔就病了，且一病不起。看到他躺在炕上不能动弹的样子，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还是感到很难过。
　　不到三个月，三叔就离开了人世。看到院子里再也没人忙着劈柴、收拾东西，再也没有人蹲在屋檐下，两手抱在怀里张望时，我还是流下了无言的泪水。儿子远在南京，看到我的样子，毅然与孙子订了机票，从几千里外的地方飞回老家，就为送他三爷一程。
　　在唢呐声中，我们将三叔埋进了土里。然后，我们坐着车子，纷纷驶向各自谋生的地方。生活一如既往地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只是，每年的春节，村里再也听不到有人能打出疾风骤雨般的“九环子”鼓点；三叔家的院子里，也再看不到有人坐在屋檐下，用芨芨编背篓、用麦草做驴拥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