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的柏树林总在风里吟唱。老柏的枝干皴裂如大伯手上的茧，新苗却从石缝里探出头，柔软的绿色却带着针尖般的锋芒。风吹过，整片林子都摇曳起来，哗哗响漫过山坡，像谁在反复念叨着那些埋在年轮里的故事。
　　我总疑心大伯是从柏树林里长出来的。他的脊梁曾像壮年的柏树那样挺直，后来被日子压得弯成了拱桥，却依然朝着太阳的方向。爷爷走得早，奶奶的头发还没来得及染霜，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时父亲还是个捧着书本的娃娃，大伯已扛着锄头在田里丈量生活，裤脚沾着泥，肩头被扁担磨出了包浆。
　　柏叶燃烧的味道总与那个春天纠缠。奶奶往灶膛里添着晒干的针柏，火星子溅在青砖上，映着她犹豫的脸。“送老幺去县城读中学没？”大伯正编着锄箕，闻言一愣。沉吟片刻，随即猛地抬起头，竹条在他手里“啪”地断成两截。“送，当然送！不读书哪行嘞！”他的声音撞在灶壁上，惊飞了梁上的燕子，“我扛得动锄头，就供得起他拿笔！”那天的灶火格外热烈，柏叶爆响着，把松脂香烘进了父亲的旧书包里。
　　为了凑学费，月光下，大伯还在后山钩松柏针。听说县城里有人收那东西，价格不高，但是挑到家里去“送货上门”的话，主家会多给点钱。竹钩子在林地上不停划拉着，虎口连日的震动已磨破了皮，他就往伤口上撒把灶心土，继续钩。乡亲们揣着皱巴巴的钱来串门，他红着眼眶推让，最终还是接了，却在第二天天没亮就挑着山货往镇上赶。父亲说，那年开学，大伯挑着新做的被褥走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学校，从贴肉的兜里掏出用油纸裹了好几层的钱。转身时，父亲看见他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后背，汗湿洇成了深色的云。
　　青黄不接的四月最是磨人。父亲要返校的前夜，大伯蹲在塘埂上抽着“喇叭筒”，火星在暮色里明灭。天没亮，他就带着大孩子们摸进了冰凉的池塘，螺蛳在网兜里碰撞出细碎的声响。那天的铁锅格外香，辣椒炒螺蛳肉的热气漫过灶台，大伯把最大的几条鱼塞进父亲的书包：“别让人说咱读书人吃不起肉。”后来父亲总讲，同学们抢着分食螺蛳时，他嚼着嚼着就红了眼——那是大伯在水里泡了半宿才捞来的期望。
　　柏树林又添新绿时，大伯成了晒坪上最亮的星。作为那个小村的村委会主任，他站在草垛上挥舞着手臂，给乡亲们分瓜秧的样子，像极了柏树林里最挺拔的那棵。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往下淌，滴在卷边的笔记本上，晕开了墨迹里的亩数。分完最后一捆秧苗，他撩起褂子擦汗，回头喊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孩子：“快带客人回家喝油茶喽！”阳光落在他笑出的白牙上，比柏籽的油脂还要亮。
　　如今大伯睡在了柏树林旁。清明时我们去看他，堂侄挥着锄头清理坟头的杂草，动作像极了当年的大伯。风穿过树梢，把柏叶的清香送过来，混着表纸的味道。那些年大伯在田里弯下的腰，在塘水里冻红的手，在晒坪上淌下的汗，都化作了柏树林的希望。新苗破土时的脆响，老枝摇曳时的沉鸣，是撑起未来的过往。
　　风又起了，柏树林推出层层波浪，像人们在欢呼鼓掌，为那些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为那些像柏树一样平凡却倔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