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婷
　　在贵池区秋江街道阮桥社区的中共沿江中心县委纪念馆里，一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静静陈列。纸张虽已褪去鲜亮色泽，“汪秀璋”这三个字却仍能辨认。一纸证明的背后，是汪秀璋烈士从乡野“啄木鸟”到伪职暗战、与新四军并肩抗日，最终血洒雨花台的34载壮烈人生。
　　寒门砺志：
　　乡野“啄木鸟”的护民初心
　　1911年，汪秀璋出生于贵池晏塘乡（今乌沙镇晏塘社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入本村私塾启蒙，后考入乌沙高小。当时五四运动影响日益扩大，汪秀璋受到进步思想熏陶，革命的种子渐渐萌芽。
　　因家庭经济困难，汪秀璋失学回家，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参加劳动生产。“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汪秀璋，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心怀不满，经常为劳苦群众打抱不平。地主豪绅对他既恨又怕，因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啄木鸟’。”中共沿江中心县委纪念馆讲解员刘影说，在地主豪绅眼中，这只“啄木鸟”很厉害，不好惹。
　　1938年10月，贵池乌沙和晏塘地区被日军占领。1943年，汪秀璋出任日伪乌沙地区晏塘乡横塘保保长。1944年，汪秀璋又升任日伪晏塘乡乡长。虽然担任敌伪职务，汪秀璋却不贪图富贵，而是暗中保护百姓、支持抗日。
　　自他担任保长、乡长以来，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他背地里对可靠的亲友说：“我当保长、乡长，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乡亲们减少苛捐杂税和日伪残害的疾苦。我对‘他们’则以‘糊’‘拖’‘抵塞’应付之。”一次，日军抓了11个江北生意人，准备在高塘埂枪杀，汪秀璋闻讯赶去保释，使他们幸免于难。
　　暗夜追光：
　　伪职掩护下的革命行动
　　1944年，新四军皖江沿江行政办事处在贵池晏塘乡凤口陈村成立，主任张格、副主任马数鸣带着队伍进驻丁家庄。汪秀璋对新四军极为热情，竭力支持和掩护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新四军也很信任他，并帮助他认清形势、提高觉悟。一次深夜长谈后，汪秀璋攥着张格的手说：“以往我只是从感情上同情农民疾苦，凭个人良心和能力设法减轻他们的苦难，但找不到方向，不知根本，见到了你们，我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我决心跟你们走！”从此，汪秀璋利用日伪乡长的身份作掩护，搜集情报，传递信息。只要敌人有行动，他不惜冒生命危险及时向新四军报告；他走村串户，用乡音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堂弟汪龙潜等有志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当时，乌沙地区有一家三万圩公司，其财经大权掌握在大地主手里。索取租利既重且急，农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刘影介绍，为了控制这个公司，汪秀璋以日伪乡长的公开身份进驻三万圩公司，改组董事会，自己兼任经理，从而排除了大地主的控制，切断日伪和国民党伸进三万圩公司的魔爪，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部分给养，也为实行减租减息创造了有利条件。
　　铁骨铮铮：
　　雨花台前忠魂永驻
　　1945年6月，日寇突然在乌沙夹据点增加兵力，加强警戒。新四军预判敌人可能会开展扫荡，并做好了应变准备。但没料到日军此次行动诡异，突然于6月18日下午化装出动，直奔丁家庄，袭击岗哨，包围沿江行政办事处。汪秀璋身份暴露被捕，解送乌沙夹关押。
　　在牢房里，翻译官徐某摆上酒席，向汪秀璋赔礼，劝他恪守乡长职责，助剿新四军。汪秀璋冷笑一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日寇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鞭子抽、烙铁烫，汪秀璋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人黔驴技穷，用汽艇连夜把他送到安庆杨家祠堂关押，继续严刑逼供。汪秀璋视死如归，坚贞不屈。不久，被押送到南京，在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34岁。
　　“父亲被捕时我才8岁，那天我正跟着他出门办事。”汪秀璋的女儿汪纯花回忆说，当时那些人举着枪冲了过来，村里人赶紧把她拉走藏了起来。“母亲始终不肯相信父亲已经不在了，天天跑到家旁边的池塘边，念叨着他说不定就藏在水草底下，一趟趟喊着父亲的名字，又一次次失望地回来。没过几年，母亲便因思念成疾，郁郁而终了。”
　　如今，无论是在池州烈士陵园，还是中共沿江中心县委纪念馆，汪秀璋的事迹都被郑重陈列。泛黄的烈士证明书、记载其革命历程的文字资料，静静诉说着他于黑暗中坚守信仰、在险境里舍生取义的壮举。“烈士们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却把光明和未来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铭记历史，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徽大学学生倪宽凝视着展柜中的史料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