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像个莽撞的孩童，已横冲直撞地挤到节气的队列前端。母亲那句话又适时响起：“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我花了半生，才真正听懂这几个字的分量。
　　我的年始于水上。从小随父母在运输队的船上生活，对过年的盼，不过是盼船歇下来回到岸上的家，围在锅灶边等母亲现炸的肉圆出锅。肉圆金黄酥香，见它就见了年。至于收压岁钱或放鞭炮，我没什么执念。从小就知道，收到的红包总是由母亲再添些许用作还礼，那红封在我手里捂过，吉祥的寓意就算来过了。
　　读书后，我对过年生出清晰的与食物无关的渴望——一身新衣裳。
　　那时父母的船运工作，薪水相当微薄，不仅要撑起一家人的各种用度，还要接济苏北老家的叔伯。不夸张地说，真有点家寒如洗，新衣服自然是奢侈品，缝缝补补穿到破是常态。但每年过年，母亲会变戏法一样让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穿新衣于我是一年一度的盛事，穿上前必须要早早理好发、洗好澡，干净才配新衣。母亲说，这是洗净旧年的污秽，迎接新年新气象的意思。
　　我的新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最好看的是衣襟袖口上的盘扣，母亲会盘出牡丹扣、蝴蝶扣、桃花扣等各种花样布扣，好像盘出它们就盘出了我生命里的春天。
　　我穿衣的体面是父母用汗水和仁心换来的。那时船队业务基本上固定从湖州货物装船运输到上海郊区，由码头工人人工倾卸。轮到我船出货时，父母总会帮着工人一起背扛肩挑，还会为他们送上茶水和点心，日子久了，交下不少朋友。母亲还常凭一手好手艺帮他们翻丝绵、纳鞋底。那些工人除了常送些蔬菜活鱼到船上，这让母亲感激不尽。那个票证年代，他们还会省出些布票塞给母亲。母亲有了布票，就会去上海市区的布店给我扯布做新衣裳。
　　我的新衣总比旁人亮眼些。盘扣漂亮，衣上花色也好看，伙伴们常似懂非懂地摸一摸很肯定地总结：“到底是大上海的料子。”那羡慕的目光，在我心里酿出小小的骄傲，也让我成了孩子堆里拥有“衣品话语权”的那个人。可因这虚名而生的拌嘴也不少，委屈咽不下时，情绪是破碎漂泊的，找不到停靠点。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年成了岸与船之间的漫长等待。新衣不再要紧，要紧的是渴望行船在外的父母回家。其实他们永远忙碌，船上忙航行，岸上忙洗烹煮，根本无暇与我多少言语。可有他们在的屋檐下，我就有种说不出的踏实，像船下了锚，泊在港湾，很稳。
　　长大后，对年的期盼更确切地落在年前那几日。那是纯粹轻盈的时光，工作暂时放下，三餐都有母亲烹制的可口饭菜，连洗碗也被母亲阻拦。惬意得可以独处，也可以闹聚，卸下了平日的担子，空气甜了，笑话多了，故事鲜活了，世界也宽阔了几分。总之，年前的那几天，既盼它快来，又怕它走得太快。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母亲说的怕过年，是怕年一过，幸福的岸上生活就消失了。
　　结婚后，才发现年是另一场航行，我成了那个掌舵的人，备礼请客、走亲访友，人情的江河波涛汹涌，肆意冲刷着本就短暂的年假。有几年，我带女儿出国旅行，以“见世面”为由逃避因年而生的恐惧。可在除夕夜，我在酒店房间里刷到那张缺了我俩的全家福，异乡的灯火突然暗了下去。
　　母亲说得对，大人怕过年。怕的是时间太快，怕的是人情太重，怕的是团圆太短。但当孩子在门口放下行囊，亲友于久别后道来问候，是年为我精准锁定了情感之舟的锚点。
　　想起儿时某个除夕，船的歇泊地离岸上的家有点远，按照规矩先在岸上家里放完炮仗后，父母还得回到船上守年夜，以求来年生意兴隆。那夜雪大，母亲怕我冻坏不许我跟着同去，我抱着她的腿哭得撕心裂肺，父亲说船上人家，团在一起不容易。说着就驮起我，深一脚浅一脚出发了。
　　细想来，何止船上人家。人之成长，皆有漂泊时，如水上离舟。好在，时光长河终有一处渡口，它是“年”。它岁岁等候，容万千离舟归岸、停泊。而岸边所有关乎“年”的声响与仪轨，或喧腾的烟火或往复的礼数，都成了这渡口的一部分：是护舷的靠球，也是系缆的桩头。它们弹开船，又系住船。
　　于此间，一生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