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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22年07月08日
《九章》是屈原四个时期的作品
􀳂钱征 汪稳定
  二千多年来,在众多的研究屈原《九章》创作时地的专家学者队伍里,出现了两位大智慧者,一位是宋代的朱熹,一位是当代的褚斌杰。一千年,才出现一位这样的学者,难得啊!
  宋代的朱熹,在《楚辞集注》里指出:“《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踈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现代学界,多信此说。
  当代的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里指出:“屈原的《九章》之作,与诗人的《离骚》《天问》等诸作不同,它写作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时间跨度很长,因此,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风格也不尽一致。《橘颂》为诗人早年的咏物述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为诗人于怀王时期被疏去职时所写,虽语意悲怨,但多有眷恋不舍之情,风格则含蕴深婉,低回緾绵。《哀郢》《涉江》为诗人于顷襄王时再次遭谗被冤,流放于江南之作,国危势迫,频历艰险,感情悲愤,辞旨激越无讳。《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作时已届诗人晚年,虽壮志不减,但已濒于绝望,在感愤难抑中,多悲心唏嘘之言,凄音苦节,裂人肺腑。故《九章》中的各篇作品,实表现了诗人一生中每一阶段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是诗人平生遭际之印证。”当代学者,多信此说。
  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斯洛(Maslow)曾做过著名的推算,认为世上大概只有1%的人才能真正比较具有聪慧,达到常人所难及的智慧境界。这种智慧,不是指智商、情商那样的界定,而是指人生的悟性与判断力,明断是非的能力。宋代的朱熹,当代的褚斌杰,都具有这种非凡的能力。尤其是褚斌杰对屈原《九章》的点评,是分为四个写作时期来点评的,在朱熹《楚辞集注》的基础上,实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一、《橘颂》为诗人早年的咏物述志之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橘颂》指出:“‘橘’是长江流域楚地的特产,‘颂’是歌颂或颂赞的意思。从文体说,这是一首咏物诗。它以拟人化的手法,对橘树斑斓夺目的外表和坚定不移的美质作了热情的歌颂,认为它可以作为自己的师表,实际上是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的抒写。根据《橘颂》所写内容比较单一,篇幅短小,以四言形式为主,风格明快,情感乐观来看,应是属于诗人的早期作品。”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橘颂》注释:“《橘颂》在旧本中编次第八,按其内容当为《九章》中的第一篇。”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橘颂》题解:“关于《橘颂》的创作时间,王逸以来的注家均认为是顷襄时,如林云铭《楚辞灯》认为是在流放地‘触目所见,借以自写’等。至明代汪瑗提出质疑,清之学者姚鼐更确切地说‘疑此篇尚在怀王朝初被谗时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岁虽少’,与《涉江》‘年既老’之时异矣。今人多认同为屈原青年时代担任三闾大夫一职时的作品。”
  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的《九章·橘颂》注释:“《汉书》‘江陵千树橘’,楚地正产橘也。受命不迁,《记》所谓‘橘逾淮而北为枳’也。旧说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内意皆放此。”
  宋代朱熹又在《楚辞集注》中的《九章·抽思》注释:“乌,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
  因此,笔者认为,屈原的《橘颂》,是他早年的咏物述志之作,可能写于秭归或江陵。
  二、《惜诵》《抽思》《思美人》为诗人于怀王时期被疏去职时所写。1.《惜诵》当是诗人于楚怀王朝被疏失位后不久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惜诵》指出:“《惜诵》一诗取篇中首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开首二字为题。其句意谓我曾因爱惜君王而陈言,却竟遭到祸患;故满怀愤懑地抒写我的衷情。此诗当是诗人于楚怀王朝被疏失位后不久所作,与长诗《离骚》一样,主要反映了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境遇和怨情。”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里的《九章·惜诵》题解中分析:“关于本篇的写作时期历来有两种分歧:一是作于顷襄王时期;一是作于怀王时期。从作品内容上看不出已遭放逐的景象,故汪瑗《楚辞集解》认为:‘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遭放逐也。’这一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至于具体的作时,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是‘其三十岁初放时之作’,即作于怀王十六七年,是比较合理的。《惜诵》是《九章》的第一篇,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
  方铭在《楚辞全注》里的《九章·惜诵》题解中也是这么分析的:“这首诗应与《离骚》的写作时间相仿佛,大体应是屈原遭谗被疏时所作。诗中作者抒发了他因忠被小人迫害的冤屈,面对被罚的处境,思考自处之道。马茂元《楚辞选》说:‘惜诵是说以悼惜的心情称述过去的事实。本篇作于被谗见疏之后,叙述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
  2.《抽思》是屈原于楚怀王时期被疏失位后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抽思》指出:“《抽思》是屈原于楚怀王时期被疏失位后所作,从诗中‘有乌(屈原自比)自南兮,来集汉北’句看,此时诗人正流浪于汉北一带。”“《抽思》与《离骚》为诗人的同一时期作品,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亦十分相近,而在诗的结构上又有其特色和独创性,如全诗除正文外,又相继由‘少歌’‘倡曰’‘乱曰’三部分组成,使感情的表达既曲折入微又不断深化,情意无尽,感人肺腑。”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抽思》注释:“这篇作品是屈原在陵阳居住九年后,溯长江西行,又转而溯汉水北上、到达汉北的作品。”“汉北:汉水以北,约当今湖北襄樊及河南淅川一带。这是屈原居陵阳九年后又向西北迁徙的地区。”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抽思》题解:“关于《抽思》的创作时地,清人林云铭提出是屈原在怀王时作于汉北;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认为:‘此篇盖原怀王时斥居汉北所作也’,其说大致可信。”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抽思》题解:“此诗是屈原被疏后至汉北所写。其写作时代大体在《离骚》《惜诵》之后。应是楚怀王时屈原不复在位,返回汉北三户,做三闾邑大夫时写的。诗中体现了对楚王不用他继续进行‘美政’事业极度失望,而求有机会再得重用。汉北之地,即今河南南阳、湖北襄阳、郧阳一带。”
  3.《思美人》比较合于诗人与楚怀王的关系和被疏时的心态。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思美人》指出:“《思美人》一诗节取篇中首句‘思美人兮,揽涕而竚眙’为题。此诗前人有作于怀王朝与顷襄王朝两说。从全诗的内容看,有诗人对楚王的无限眷恋,有对初时参与政改失败后的失望与坚持(‘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有对被重新启用的期待(‘聊假日以须时’,‘愿及白日之未暮’),都比较合于诗人与楚怀王的关系和被疏时的心态,不类诗人于楚顷襄王时被远放江南的那种绝望。”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思美人》题解:“本篇的创作时地,多沿袭王逸的流放江南时的说法。至清代林云铭《楚辞灯》则提出:‘与江南之野所作无涉’。屈复《楚辞新集注》也指出:‘此亦迁汉北时作也。’近代沈德鸿、姜亮夫、陈子展等人也认为此篇是屈原于怀王时作于汉北,兹从后说。”
  三、《哀郢》《涉江》为诗人于顷襄王时再次遭谗被冤、流放于江南之作。
  1.《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哀郢》指出:“诗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当时楚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屈原百感交集,写下了这篇哀歌。‘哀郢’,谓哀悼郢都之沦亡。”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哀郢》注释:“这篇作品写于屈原被流放至陵阳的第九年,其中亦包括对自己于顷襄王二年被流放时启行的追忆。郢:楚国都,在今湖北江陵。因本篇主题是写对故都的思念和痛惜,故以‘哀郢’为题。”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哀郢》题解:“‘哀郢’即对楚国都城郢都的思念与哀痛,是屈原在顷襄王时作于江南流放地陵阳的作品。”
  2.《涉江》是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作。
  禇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涉江》指出:“诗人晚年流放江南时作。篇中着重记述了诗人渡江而南,浮沅水西上的历程和心情,故名《涉江》。诗篇具体叙写了他这次被放逐的地区和所行的路线,即渡江后,经过鄂渚(今湖北武昌),至洞庭湖地区;然后又上沅水西行,经枉陼(今湖南常德)、辰阳(今湖南辰溪)、入溆浦(今湖南溆浦),独处于深山之中。这是有关诗人晚年被流放所经历地区的一项重要史料。”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涉江》注释:“主要叙述作者由汉水涉长江,又转而西行,过洞庭口、溯沅水而到达溆浦的经历。”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涉江》题解:“关于本篇的创作时地,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认为:‘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其说较为合理。”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涉江》题解:“这首诗应该写于屈原放逐之后。写在《思美人》之后,《怀沙》《惜往日》之前。屈原被疏是怀王时事,被逐则在顷襄王时期。屈原被逐后,先东行,后折返南行,此诗提及枉陼、辰阳、溆浦等地名,在今湖南怀化、衡阳境内。诗人在诗里表现了自己不变心从俗的坚守。诗中对楚国、楚王已不抱希望。姜亮夫《屈原九章今译》说:‘此篇大概写在《哀郢》篇之后,亦却写屈原仓促离开了陵阳,开始了另一次流亡的那段时间。篇中流露着无限的去国之悲。正由于诗人热烈地眷爱着祖国,因而他在末篇忍不住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发出了一串无比怨恨的诅咒’。”
  四、《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作时已届诗人晚年。1.《悲回风》作于屈原自沉汨罗的前一年秋天。
  禇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悲回风》指出:“《悲回风》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确定,但从诗中‘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蘋蘅槁而节离兮,芳已歇而不比’的诗句看,诗人屈原此时当已接近衰老之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作于屈原自沉汨罗的前一年秋天,其说近是。”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悲回风》注释:“作品是屈原到达溆浦后所作。”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悲回风》题解:“‘悲回风’一名取自篇首句‘悲回风之摇蕙兮’,其写作时间历来学界多有歧义,如陆侃如等怀王十六年放逐汉北时说;林云铭等襄王六、七年间说;蒋骥等自沉汨罗前一年秋天说;王夫之等自沉之时所作等四种意见。从篇中所流露的感情来看,当是屈原自沉前不久,因愁夜愁苦不堪,难以入睡,感回风吹起,凋伤万物,抒发兰草独芳,君子遭乱而不变其志的内心愤懑之情。”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悲回风》题解:“此诗作于被逐流亡时,其写作时代大体在《思美人》《涉江》之后,但在《怀沙》《惜往日》之前。其中涉及地域较广,其中应有虚拟成分,而提及江淮,应是现实。此诗表现了绝望之情,以及对过去幻想的后悔。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说:‘作品是屈原到达溆浦后所作’。”
  2.《怀沙》是屈原临近自沉之前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怀沙》指出:“《怀沙》与《惜往日》都是屈原临近自沉之前所作,表达了诗人在极端困厄中,在沉冤莫申、国亡无日,而又进谏无路,已无可为的情况下,从容赴死的决心。”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怀沙》注释:“作品写于楚顷襄王二十一、二十二年,楚屡败于秦,丢失郢都及巫、黔中郡之后(参《史记·楚世家》)。当时屈原不得不离开黔中,由漵浦折而向东北湘水流域进发。从诗的内容看,已‘知死不可让’,似死意已决。‘怀沙’即抱石之意,以此为题,或系后人依据其抱石自沉的传说所加。”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怀沙》题解:“‘怀沙’一名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沙’即‘沙石’,”‘怀沙’意即怀抱沙石而自沉。东方朔《七谏·沉江》就有‘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雍。’此说在汉至宋间颇为流行。另种说法指‘沙’为‘长沙’,地名。‘怀沙’即怀念长沙。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认为:‘世传屈原自投汨罗而死,汨罗在今长沙府……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李陈玉《楚辞笺注》、钱澄之《庄屈合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及今人游国恩、姜亮夫、马茂元等也同意‘怀沙’为怀念长沙。因长沙是楚国始祖熊绎始封之地,是楚先王旧居,故此标题有‘鸟飞反乡、狐死首丘’的涵义,体现了屈原的宗国故土情结。诗篇虽未必是屈原的绝命辞,但距其投水而死理应不远。”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怀沙》题解:“司马迁以《怀沙》为屈原绝笔,以文意推测,《怀沙》似在《惜往日》之前。”
  3.《惜往日》是屈原临近自沉之前所作。
  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惜往日》指出“《惜往日》是屈原临渊自沉前的一篇述志诗。”
  汤炳正在《楚辞今注》中的《九章·惜往日》注释:“《惜往日》在旧本中编次第七,按其内容,当为《九章》的第九篇,是屈原绝笔之作,大约作于湘水流域。本来当时楚国首都郢都、巫郡、黔中郡等先后失守,形势已十分危急。前此屈原虽已在《怀沙》中考虑到死的问题,但却未定下死志,而是回到祖国腹地,欲观察国内动态,希望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这一最后希望终至破灭,因为当他行至汨罗时,深知国事已不可为,即写下这篇作品后投水自尽了。本篇以首三字为题。”
  林家骊在《楚辞》译注中的《九章·惜往日》题解:“《惜往日》记载了屈原的一些生平史实,是屈原临终前不久的作品,这一点学界大都认可,但是否为屈原的绝笔,尚有争议。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夏大霖《屈骚心印》、陆侃如《屈原评传》、郭沫若《屈原研究》、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等,均持肯定态度。从文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语气看,此篇应是绝命词。”
  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惜往日》题解:“因这首诗表达了极度失望之情,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似也有一定道理。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屈原的作品介绍》说:‘《惜往日》是屈原的绝笔,是他的最后一首述志诗。’马茂元《楚辞选》说:‘本篇以首句惜往日名篇。综括叙述生平的政治遭遇,痛惜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受到谗人的破坏而未能实现,说明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以一死刺激顷襄王的最后觉悟。通篇语意明切,可以肯定是作于《怀沙》以后的绝命词’。”
  前有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或称《离骚经章句》),扬雄、刘向各作《天问解》;后有东汉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马融的《离骚注》等,不幸都已放失。惟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岿然独传。因此,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楚辞文献的最早注本,也遂成为两汉研究楚辞集成性之作,更成为历代学者研究楚辞的基础文献。从事楚辞研究,王逸的《楚辞章句》,至今仍是无法绕开的必读的著作。王逸在《九章章句第四》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国,忧思罔极,故复作《九章》。”
  南宋朱熹之《楚辞集注》,与东汉王逸之《楚辞章句》,并称为楚辞学史上两座里程碑。朱熹在《九章第四》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即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2004年7月,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的褚斌杰《楚辞选评》,其中《九章》评注认为:《橘颂》为诗人早年的咏物述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为诗人于怀王时期被疏失职时所写;《哀郢》《涉江》为诗人于顷襄王时遭谗被冤、流放于江南之作;《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作时已届诗人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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