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总集名。《文选》，即《昭明文选》；《昭明文选》，即《文选》。这是因为《文选》的选编者，是南朝梁文学家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南畿志》，明代方志，是研究昭明太子的重要参考资料。明闻人诠修，陈沂纂。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64卷。初刻本今存。
　　南畿，有应天府、凤阳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宁国府、池州府、徽州府和广德州、滁州、徐州、和州等14府4州之地，约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昭明太子一生活动，基本上在此范围。其中，尤以应天府、常州府、池州府为重中之重。如文献记载，萧统是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又如《南畿志》卷五记载，应天府有“梁昭明陵，在古城东北贾山之阳，与齐文惠太子陵并。”再如《南畿志》卷五十一记载，池州府有“梁昭明太子墓，在秀山。太子尝游于池，悦秋浦秀山之胜。既薨，附于民曰：吾昔爱此，今上帝赐我矣，汝等可祀之，吾福汝也。众乃诣廷请衣冠葬此。”池州府有“文孝庙，在府西六里，极壮丽，为池诸庙之冠，祀梁昭明太子。唐永泰初建。宋赐今额。岁八月十五日诞辰，有司致祭。”
　　明闻人诠赴南京任提学御史，于贡院开局，聘已辞官的南京人陈沂率各地郡学诸生22人，编辑《南畿志》，逾三年而成。
　　《南畿志》分总志、各府州分志。总志，包括都城图、南都纪、地理图、畿土世代表、命官、户口、田赋、水利、戎备。各府州分志，包括府图、沿革、区域、城社、建置、学校、祠墓、古迹、宦迹、人物、列女、方外、艺文。《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开各省通志之先河”，分列总志、分志的做法，措置适当，全书“体例简要，剪裁有法，良史才也。”
　　大家晓得，研究昭明太子和《昭明文选》，最早的资料是《文选》和《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南史》卷五十三《萧统传》等。笔者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南畿志》等方志资料，深化了《昭明文选》的研究，向楚辞学方面拓展，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那么，《昭明文选》对楚辞学有哪些贡献呢？下面，笔者谈五点体会。
　　第一，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
　　《昭明文选》为萧统所主编，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梁书·昭明太子传》云：“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是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南史·萧统传》曰：“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是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在中国楚辞学史上，萧统以其《文选》占有一席之地。
　　《文选》大约成书于南朝梁代普通末至中大通初（526—529）。《文选》的选择标准，萧统在序文中作了交待。他把经、史、子和文学区别开来，大胆地把它们排除在文学范畴以外。选录自战国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萧统的文学观虽然存在诸多的不足，但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分为三十八类，共七百余首，开纯文学封域之先河，成为我国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
　　第二，首视楚辞为纯文学作品。
　　《文选序》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这里的“骚人之文”，即指楚辞这种新诗体，包括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的作品。在萧统之前，自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习惯以《诗》论骚，用儒学经典对照屈原作品，把“经义”作为评鉴屈原作品和思想准绳，如西汉刘安、司马迁、扬雄，东汉班固、王逸等。尤其是东汉王逸，把以经释骚的评骚观发挥到极致。如王逸《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以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陈直径，以风谏君也。”王逸《楚辞章句序》又云：“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不仅称《离骚》为《离骚经》，而且将屈原的作品都归纳为“离骚”名下。王逸《楚辞章句》的做法，开创了以“离骚”指称屈原全部作品的先河。
　　萧统编纂《文选》，不仅以“骚”指称所收录的屈原全部作品，而且还选录了宋玉的《九辩》和刘安的《招隐士》等，开创了以“骚”指代“楚辞”的先河。同时，萧统一反前人研究屈原“宗经”态度，别骚于经，第一次把屈原作品当成文学作品看待，突出其文体特征，重视其文学性，对华丽的文采、浪漫的神话、比兴象征表现方式、哀怨缠绵的情致等，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萧统的文学观，对楚辞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萧统将赋与骚区分开来，将荀卿、宋玉的作品作为赋之开始，而将屈原作品另立类别，即骚类。萧统的《文选》，首创别骚与赋，在文体分类上首创“骚类”，后人评价甚高，影响极大。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云：“汉人把楚辞体诗歌归于赋类，魏晋沿袭，亦未加区辨。《文选》则于诗、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从而纠正了前人混淆两种文体的错误”。褚赋杰又云：“萧统在《昭明文选》中，也把‘赋’和‘骚’分为两门。他们都把屈原‘楚辞’中的代表作《离骚》突出出来，作为‘楚辞’体文学的代称。这样，不仅把辞、赋两种体裁的作品区分开来，而且也不致于跟作为书名的《楚辞》相混淆。从此以后，在文体分类上，就有了‘骚体’这一名称。”
　　第三，《九章》只选《涉江》值得思考。
　　《昭明文选》在“骚”目之下，总共选录十三篇作品。其中：
　　屈原作品十篇：《离骚》；《九歌》选六篇（《东皇太一》《云中居》《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九章》只选一篇（《涉江》）；《卜居》；《渔父》。
　　宋玉作品二篇：《九辩》（后略三十二句）；《招魂》（实为屈原作品）。
　　刘安作品一篇：《招隐士》。
　　南宋洪兴祖对萧统《文选》选录屈原作品，颇有异议。洪兴祖《楚辞补注》云：“《艺文志》云：《屈原赋》二十五篇。然则自《骚经》至《渔父》，皆赋也。后之作者苟得其一体，可以名家矣。而梁萧统作《文选》，自《骚经》《卜居》《渔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马相如《大人赋》率用《远游》之语，《史记·屈原传》独载《怀沙》之赋，扬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诵》至《怀沙》。统所去取，未必当也。”
　　笔者的观点，与洪兴祖不同。首先，《文选》选骚是在顾及楚辞整体基础之上而侧重屈原、宋玉作品的。其次，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选了十篇，占十三篇总数的77%。第三，《九章》九篇只选《涉江》一篇，更是慧目识珠，抓住了关键。真乃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一所思司马迁《史记》关于楚黔中郡战乱的记载。公元前280年，辛巳，即周赧王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司马错发陇西兵，由蜀攻楚，拔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楚威王时置郡）。司马迁《史记》对此战乱的记载有三处：
　　第一处，是《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①。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②。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③，拔之。”（①［正义］南阳及上迁之穰，皆今邓州也。②［正义］《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今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③［正义］今黔府也。）
　　第二处，是《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击赵，斩首三万。地动，坏城。”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击我，与秦汉北及上庸地。”
　　第三处，是《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①”（①［正义］谓割房、金、均三州及汉水之北与秦。）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记载：周赧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白起败赵军，斩首二万，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江北及上庸地。”是年，秦司马错率领的军队攻占溆浦等楚黔中地。此时的屈原，因战乱故，不得不提前离开溆浦，前往湘江流域。在路上，屈原创作了《悲回风》。后来，屈原在湘江流域，即在投汨罗江前夕，又创作了绝命词《怀沙》《惜往日》。屈原在汨罗，前后待了将近三年时间。
　　二所思郭沫若《屈原赋今译》。郭沫若先生曾经在《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中认为，《离骚》“它的作期是到了江南以后，大约是在《怀沙》之前，在长沙时做的”。后来，他发现与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记载的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不能自圆其说。于是，郭沫若先生对自己的说法，作了修正。他在《屈原赋今译》中说：“《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的话，古人七十始称老，屈原必须至少到五十以上才能说得出。我以前又把它的时期定得太迟，定在《哀郢》之后，认为是屈原六十二岁将死时的作品，这也是不妥当的。像《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在作者必然要有精神上和体魄上的相当余裕才能产生。《哀郢》之后，在短促的逃难期间，不可能产生出这样充实的作品，因此，我推想这篇作品必作于《哀郢》之前。”
　　三所思屈原《惜诵》《抽思》的创作时地。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惜诵》指出：“此诗当是诗人于楚怀王朝被疏失位后不久所作，与长诗《离骚》一样，主要反映了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境遇和怨情。”林家骊在《楚辞》译注里的《九章·惜诵》题解中分析：“至于具体的作时，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是‘其三十岁初放时之作’，即作于怀王十六七年，是比较合理的。《惜诵》是《九章》的第一篇，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方铭在《楚辞全注》里的《九章·惜诵》题解中也是这么分析的：“这首诗应与《离骚》的写作时间相仿佛，大体应是屈原遭谗被疏时所作。诗中作者抒发了他因忠被小人迫害的冤屈，面对被罚的处境，思考自处之道。马茂元《楚辞选》说：‘惜诵是说以悼惜的心情称述过去的事实。本篇作于被谗见疏之后，叙述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褚斌杰在《楚辞选评》中的《九章·抽思》又指出：“《抽思》与《离骚》为诗人的同一时期作品，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亦十分相近，而在诗的结构上又有其特色和独创性，如全诗除正文外，又相继由‘少歌’‘倡曰’‘乱曰’三部分组成，使感情的表达既曲折入微又不断深化，情意无尽，感人肺腑。”方铭在《楚辞全注》中的《九章·抽思》题解：“此诗是屈原被疏后至汉北所写。其写作时代大体在《离骚》《惜诵》之后。应是楚怀王时屈原不复在位，返回汉北三户，做三闾邑大夫时写的。”因此，《离骚》作于汨罗投江之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四，文本依据是王逸的《楚辞章句》。
　　据今人刘跃进、力之等研究者的考察，萧统编选《文选》时，其对于骚类的文本依据，应当就是东汉王逸注解的《楚辞章句》。在《文选》定稿之前，留存下来的《楚辞》最为重要的结集，就是东汉王逸所编纂的《楚辞章句》。自王逸之后，《楚辞》的文本形态才固定下来，摆脱了在秦汉更为常见的单篇流传状态。王逸的注解，诠释语词，串讲大义，为后人理解《楚辞》中的文句，提供了门径。
　　在《西京赋》下，李善曾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那么，李善所见《文选》旧本，当是包含旧注的。如《招隐士》之作，王逸旧注已注明云：“淮南小山之作。”而《文选》却仍题“刘安”二字，从淮南王为《招隐士》之作者。
　　在《文选》中，选取《九章·涉江》，加上其选取《渔父》一篇，正好对应了《文选序》中“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一句。至于《卜居》乃“屈原既放三年”后所作，与《文选序》中“深思远虑，遂放湘南”一句也可对应。至于《离骚》，为“楚辞之祖”；《九歌》，为“讽谏之章”，前者昭示“含忠履洁”，后者标明“臣进逆耳”，均被萧统选入。可见《文选序》中对于“骚人之文”的源流追溯，正是萧统选取屈原作品的注脚。
　　第五，池阳郡刻本质量是最好的。
　　池州州学，又名池阳郡斋、池阳郡学、秋浦郡斋，刻书11种，550多卷，还有十多次重版。池阳郡斋在安徽较为有名，存世刻书较多。
　　淳熙七年（1180），尤褒刻晋郭璞撰《山海经》18卷。此为本书传世最早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淳熙八年（1181），尤袤、知州袁说友刻梁萧统编、唐李善《文选李善注》60卷，《考异》1卷，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绍熙三年重修本题宋苏易简撰《文选双字类要》3卷。
　　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萧统编。
　　嘉定九年（1216），刻宋李道传辑《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又称《朱子语录》《晦庵先生语录》43卷，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残存7卷，北京图书馆藏胶卷。在嘉靖《池州府志》中，黄干在《池州刊朱子语类后序》记其事。
　　宝庆三年（1227），知州王伯大刻宋朱熹原著、王伯大重编《别本韩文考异》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为历代《韩文考异》刊本中最早、最精善的版本。
　　绍定二年（1229），池州通判张洽刻《昌黎先生考异》10卷，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为传世的该书最早刻本。
　　端平丙申（1236），江东仓使兼知池州王伯大纂修的《秋浦新志》16卷，也是官刻本。等等，等等。
　　此池阳郡斋刻本，是现存最完整的李善注本，也是《文选》版刻史上具有相当重要价值的版本。此本，在传世李善注《文选》诸刻本中，实最佳之本。此本版心，有“戊申重刻”，“壬子重刻”和“乙卯重刻”字样，曾迭经淳熙十五年（1188）、绍熙三年（1192）和庆元元年（1195）三次修版，最晚者据淳熙八年，仅十四岁，故此本基本可以断定，为稍有修版的初刻本，且属早期印本。此外，池阳郡斋刻本是各种李善注版本的祖本。如元代的张伯额刻本、明代唐藩等刻本，以及清胡克家刻本，均据此本重刻或翻刻，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就是此本原为杨氏宝选楼藏书，先后经明王延喆、民国陈澄中等名家递藏。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从寓居香港的陈清华（澄中）手中购回，入藏国图，成为现代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