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孙静、周先慎编著的《简明中国文学史》第二章“屈原”指出：“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创作丰富并有极高艺术造诣的诗人，也是使‘楚辞’这种新诗体继《诗经》之后屹立在我国文坛上的奠基人。从屈原以后，楚辞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基本形式之一，并成为不久以后汉赋体制形成的重要来源。”我引用这段话，看重的是那“第一个”三个字。
　　该章第二节《离骚》云：“《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全诗二千四百九十字，反映了丰富的内容。它通过诗人大半生斗争历史的记叙和复杂痛苦感情的抒发，展开了楚国政治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广阔画面，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思想情操。”我引用这段话，看重的是那“大半生”三个字。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我国楚辞学权威游国恩先生的《读骚论微初集》云：屈原生于公元前343年，卒于公元前277年，享年67岁。其中，公元前286年，屈原58岁时，再放于安徽陵阳，并待了九年时间，创作了《哀郢》等诗篇。就年龄来说，58岁的诗人，用“大半生”来表达，也是说得过去。
　　我的这篇文章，好多年前就动笔写了。写了又改，改了又改，不知是几稿了。原来，我准备待淮南市疑似考烈王墓发掘的出土文物报告出来，才公开发表此文。
　　考虑到今年是屈原逝世2300周年，又是池州市屈原学会成立10周年。前者百年一遇，后者十年一遇。人生，难得百年；人生，有几个十年？丑媳妇，迟早都得见公婆。于是，决定将拙文拿出来发表。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
　　《辞海》云：“离骚，《楚辞》篇名。战国楚人屈原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23页云：“《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
　　安徽阜阳汉简《楚辞》，仅残存两片。一片是《离骚》第四句“惟庚寅吾以降”中的“寅吾以降”四字；另一片是《九章·涉江》里“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两句中的“不进兮奄回水”六字，其中“水”字仅残存一笔。阜阳汉简《楚辞》虽仅残存九字，但它却是目前所见到的两千多年前《楚辞》的最早写本，可谓一字千金，十分珍贵。请读者注意地理位置，阜阳乃寿春近地，陵阳也是寿春近地，一北一南。
　　古往今来，主流看法：《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但是，也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认为，《离骚》并不是什么屈原所作，而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所作。对此，1983年7月16日，汤炳正《屈赋新探》“后记”已作批驳，简述如下：
　　一九八三年《文物》第二期，发表的《阜阳汉简简介》报道，经考古界的分析，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十一年”等资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他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故阜阳汉简的下限，不得晚于这一年。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厉王以谋不轨死，“孝文八年”，乃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其时刘安仅七八岁；“孝文十六年”，又改封刘安为淮南王；武帝即位，“建元二年”，淮南王刘安入朝。
　　又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所叙淮南王刘安受封的时间，与《史记》全同。唯于武帝时刘安入朝之下，补入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等语。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以为《离骚传》即《离骚赋》，从而得出《离骚》乃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结论。但是，刘安入朝作《离骚传》的时间，是汉武帝建元二年。那么，为什么阜阳汉简楚辞《离骚》竟会在死于二十六年以前的汝阴侯夏侯灶的墓中出现呢？那时的刘安，不过十四五岁，且并无入朝武帝之事。这中间，何况还隔着景帝一个朝代呢！可见，刘安作《离骚》之说，在学术上不可取。
　 《离骚》创作时间在《哀郢》之前
　 《离骚》的写作时间，大体上有二说。以司马迁为例，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的写作时间应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后；而司马迁《报任安书》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则在楚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至今，尚无定论。司马迁采风，去过长沙、汨罗等地。惜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生活的年代，与屈原生活的年代，时间已隔百余年了。
　　到了东汉，《离骚》的写作时间，就更说不清了。如班固（公元32年—92年）《离骚赞序》云：“《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其中，“是时周室已灭”一句，明显有误。史实是公元前256年，即周郝王五十九年，秦大将赢摎攻韩，陷阳城（河南登封），斩首四万。攻赵，陷二十余县，斩杀及俘虏九万。周郝王姬延大恐，与燕、楚密谋联合各国，再缔合纵盟约攻秦。秦即起兵攻周，掳姬延入秦，既而释归。姬延寻卒，周亡，立国八百七十九年。至周亡时，屈原早已逝世了。
　　王逸，南郡宜城人。东汉安帝元初中（公元119—120年之间）举上计吏（年终向中央报告地方政情的官员），留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著《楚辞章句》十六卷，当完成于公元120年前后。此时的王逸，与屈原生活的时代，时间大约相距400年了。王逸的《楚辞章句叙》为全书总叙，系选自《楚辞章句补注》卷一（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本），可供参考。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屈原创作《离骚》的时间，人们进行艰难的分析与研究。以郭沫若《屈原研究》（增订本）为例，就有四处：
　　第一处是该书第34页，1942年2月，郭沫若在“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指出：总之，《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晚期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九章》中有好几篇都是这篇大作的前驱。看它已言到“济沅湘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词”，可知它的作期是在到了江南以后，大约是在《怀沙》之前，在长沙时作的。
　　第二处是该书第44页至45页，1942年2月，郭沫若在“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指出：关于屈原放逐的年代，我的见解和旧时的人不同，我始终认定屈原在怀王时不曾被放逐。而他在顷襄王时的放逐应该在顷襄王六年以后……在顷襄王六年议与秦恢复旧好，到七年公然又腆颜事仇的时候，屈原一定力争过，但他终究遭了失败，故他的放逐当在这一二年间或稍后。《离骚》上所说的“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抽思》上所说的“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都应该是指斥的顷襄王初绝秦而又改变的这段事实。故而《橘颂》以外的八篇和《离骚》《天问》都是顷襄王六七年以后的屈原的晚期作品。
　　第三处是该书的第89页至90页，1942年2月，郭沫若在“屈原的时代”中指出：他的遭放逐应该在顷襄王七年或其后的一二年中。楚怀王被秦人诈骗了去，囚死了，是在顷襄王三年。其后三年之间秦楚断绝了关系。到了顷襄王六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人乘胜来威胁楚国，要与楚国决一雌雄。顷襄王受不过威胁，又才和秦人讲和，到第二年，更做了秦王的女婿。屈原始终是主张绝秦的人，他在生涯中所受的彻底的打击，就应该在这前后的几年内。
　　第四处是该书的第227页至228页，1953年3月，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的《离骚》解题”中指出：《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著作的时期，司马迁把它放在怀王时代，很不妥当。《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的话，古人七十始称老，屈原必须至少到五十以上才能说得出。我以前又把它的时期定得太迟，定在《哀郢》之后，认为是屈原六十二岁将死时的作品，这也是不妥当的。像《离骚》这样的长篇大作，作者必然要有精神上和体魄上相当的余裕才能产生。《哀郢》之后，在短促的逃难期间，不可能产生出这样充实的作品。因此，我推想这篇作品必作于《哀郢》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