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为屈原晚年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天问》的创作地究竟在哪里，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笔者认为，《天问》的创作地在安徽陵阳，理由如下——

　　一、“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的集释。王逸认为，《天问》中的这句话“言禹治水，道娶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

　　苏鹗引《文字音义》云：“嵞山，古之国名”“今宣州当塗县也。此嵞山既为古侯国，禹娶之则宜矣。”朱熹认为，“塗山，在寿春东北濠州也。”濠州、当塗县，均在安徽境内，邻近陵阳。

　　二、“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的集释。王逸的观点：“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尧美而飨食之。言彭祖进雉羹于尧，尧飨食之以寿考。彭祖至八百岁，独自悔不寿，恨枕高而唾远也。”

　　朱熹断定：“彭铿，彭祖也。”蒋骥说：“彭，国名，地在今徐州。”孙作云认为彭祖或彭铿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氏族名，又是从氏族成为国家时的一个国家名。

　　彭祖的传说，全国很多。但是，明万历甲午《青阳县志》卷之一，关于彭祖的记载，格外引人注目：彭祖籛铿墓，在县十一都。十一都：谢村、上社、革村。十三都：鲍村、上社、下社、陈村、中社、东社。以上两都，在县东，旧隶陵阳乡。续十都、十二都并入。

　　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最后，司马迁有几句评论：“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著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这几句评论，把《天问》《招魂》《哀郢》诸篇，和《离骚》并列，都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这几句评论，将屈原于公元前286年再放于安徽陵阳，待了九年，撰写的《离骚》《天问》《远游》《招魂》《哀郢》《悲回风》诸篇作品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基本叙述出来。

　　四、班固《汉书·地理志》的一处记载。《汉书》记载：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一。有铜官。县十七：宛陵，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莽曰无宛。于朁。江乘，莽曰相武。春榖。秣陵，莽曰宣亭。故鄣，莽曰候望。句容。泾。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石城，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馀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胡敦。陵阳，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黝，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成帝鸿嘉二年为广德王国;莽曰愬虏。溧阳。歙，都尉治。宣城。

　　上述引文中提及的“有铜官”。“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和“陵阳，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与屈原《天问》创作地有契合点。

　　五、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另一处记载。《汉书》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上述所引内容，要点有五：要点一：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要点二：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要点三：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尤其是师古曰：“诸赋，谓《九歌》《天问》《九章》之属。”要点四：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要点五：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六、屈原所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在何处?贾谊、司马迁去汨罗凭吊屈原，发出感叹：“赋骚见志，怀沙见伤。百年之后，空悲吊湘。”

　　朱熹在《楚辞集注》“天问序”里明确指出：“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汤炳正等认为，如果《天问》之作确实受到先王庙堂壁画之启示，则其时地当在流亡汉北之时。因近代考古发现，汉北丹淅之地乃楚先代都城所在，贵族陵墓甚多，当时先王庙堂必有存者。屈原行经其地，触目生情，赋《天问》篇，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我联想到班固《汉书·地理志》提及的“丹阳，楚之先楚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和《铜陵博物馆文化集粹》概述：尤其是1990年，铜陵市金口岭出土的一件重环纹鼎，腹部重环纹在一周连接处，突然改为折线纹，这种随意性和自由性，更是南方土著文化在铜器纹饰上的强烈表现。1998年，在铜陵狮子山区西湖镇朝山村，出土的6件春秋人面形铜饰件，应是祭祀用的神器，这在整个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商周时期，人们有着强烈的宗教巫术信仰，祭祀活动在当时十分重要。这几件人面形铜饰件銎柄，估计插在木柄上，用来祭祀。引起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是这几件铜面饰中，有的人面造像为卷发，弯眉露齿;有的脸部，刺有蜥蜴状纹面。在蚌埠双墩遗址，出土过一件红陶纹面人像，说明早在73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先民，就有纹面习俗。这几件青铜人面饰件，在春秋时期晚南铜陵发现，对当时的宗教巫术和土著社会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

　　七、“呵壁问天”的成语故事。《楚辞·天问》王逸《序》：“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肆备桅，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王逸注《天问》，认为它是屈原放逐中书壁呵问上天之作。后世以“问天”作为抒发忠愤的典故。王逸以为，屈原放逐后，非愤郁结，看到神庙壁画，遂就其所画内容，设问书于壁上，而成此篇。对王逸此说，近人多有表示怀疑者。但是，我联想到成语“呵壁问天”，在唐朝之前的故事，觉得已成一种文化现象了，不得不面对。

　　八、“楚累”一词。《辞源》：“楚累”指屈原。例句有二：例句一：宋·陈与义《晚步湖边》诗云：“楚累经行地，处处余《离骚》。”例句二：宋·范成大《寄题向抚州采菊亭》诗云：“落英楚累手，东篱陶令家。”

　　陈与义和范成大这两首诗，都值得细嚼。尤其是范成大那首诗，使我联想到陶渊明与池州市的东流镇，那里有陶公祠，那里有菊花乡，那里也有屈原文化遗址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