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脚边的树荫下，简单踏平一块乱草，垫上一块硬塑料布，再摆上绿豆糕、茶叶蛋、粽子、白糖、一把大容量陶瓷茶壶及几个茶杯等，这便是我小时候多个晴好端午日正午的“餐桌”和“美食”。当然，陪衬的还有镰刀、戽桶、麦把、刚脱下的半蛇皮袋麦粒、堆放整齐的麦秸和刺耳的蝉鸣。
　　空旷的原野，天为房、地为桌，吹着自然风享受端午，或许是现代时尚男女求之不得的“旅行体验”，但对劳作一上午、汗湿衣服数次、全身被麦须刺得又辣又痒的孩子来说，与其说是“过”端午，不如说是接受“劳动改造”。自然，对母亲掐着钟点送来的美食，也提不起食欲。父亲“压”着多吃点，是让我们及时补充体力和水分，接续战斗……
　　或许有人疑问，江南丘陵山区，哪来许多麦子抢收？童年时期，正赶上田地到户的好时光，父老乡亲耕田种地积极性高涨，所有水田旱地全部两茬种满，家中分散各处的旱地，几乎年复一年冬栽油菜、小麦，夏种花生、大豆。每到春夏之交，早稻秧苗分蘖得茁茁壮壮，需耘草施肥；春蚕渐老，服侍的时间拉得更长；油菜地套种的花生苗需要松土；点缀于万绿丛中的麦子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又来凑热闹，纷纷涂上金色发出无声呼喊：“快来收割”！所有亟待处理的农事几乎全集中于一个时间段，正所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急得父母整夜难入眠。尤其江南五月天，雨多晴少，夏熟的庄稼逮着晴天都要拼命往家抢。于是，哥哥和我的“端午假”，也早早地被父母“算计”。
　　清楚记得，那些年，家里虽仅种一亩多地的麦子，可分布于七八处山坳或荒坡，间隔距离均在1公里以上，收麦费时费力。端午的清晨，被催起床，剥一个粽子、吃下两块绿豆糕和一个茶叶蛋，拿起农具就奔向距家最远的麦地：手握镰刀，弯腰低头，向一棵棵麦子致敬，很快留下了刺眼的麦茬，割完一块地便马不停蹄转战下一个战场……
　　吃过早饭再出发，露水干了脱麦忙。江南脱麦异于北方，家家均用一种古老农具——戽桶打麦，且一块块“清零”。四方形的戽桶，上宽下窄，一般宽150厘米、高80厘米，重50公斤左右，底部钉两根粗重硬木制成的滑板，以便减少在田地间拉动的阻力。因麦地镶嵌于山坳或荒坡，蜿蜒崎岖有时仅够一人通行的山路，戽桶全靠精壮劳力背来背去。戽桶打麦是一项力气与技巧结合的农活，四个角允8人同时开打，田地到户，一般家庭均为一两人登场。读初三时，作为家中男劳力，哥哥和我开始打麦，父亲简单传授动作要领，我就抡起一把麦高高地举过头顶，再使劲砸向桶板，双手交替散开麦把，每打一下也学着抖一下，以便夹于麦秸的麦粒落进戽桶，丢麦秸前还巡视一遍。可父亲打扫战场时，仍发现初学打戽桶的我，毛病一堆。请“躲”于秸中、顽皮“蹦”出桶外的麦穗、麦粒归仓时，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每一束麦穗孕育的果实，跟水稻一样，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脉，决不能糟蹋。
　　金黄色和朱砂红编织的云彩变成灰色，天空由光华灿烂的火焰变成颤动中的模糊，距家最近的三角形麦地仅剩十几个麦把未打，四周的蒿草轻轻摇晃，颇似此刻欢愉的心情，割麦之苦、打麦之累也随之烟消云散……
　　都说小时所见所闻所为，在一个人大脑皮层会形成最初的沟回，打下最深的烙印。端午属于夏天的节日，“夏收夏种”也该是节日一项内容，父母让我们很早参与其中，或许就是要我们从小明白这个道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播下爱劳动、惜粮食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