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在等待成绩的日子里，生活很有“规律”：上午疯玩儿，下午睡觉。至于考得如何，不想也不问。
　　我们家住的是大杂院。那天下午，依然是大睡一场醒来后，看见门缝处塞着一个纸条。我光着脚丫走过去抽出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成绩单。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上面的每一个字：“孩子，214.25分，年级第二，不打搅你了，闫老师。”
　　我当时很得意：考得不错。当天晚上，50来岁的闫老师骑自行车又来到我家，和父亲说起了成绩之事。我第一次郑重地给老师倒了一杯水，规规矩矩端了过去。
　　闫老师和父亲坐在小院里说话，我老老实实站在一边听着。闫老师对我说：“孩子，下午过来想告诉你成绩，看你盖着小毛巾被睡得正美，就写了个纸条。”我忙点头说：“闫老师，我看到了。”
　　这是我能回忆起的四十多年前那个夏天的下午，闫老师给我的全部印象。
　　闫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平时对同学们都非常好，但有时生起气来也很可怕。有一次，坐在第一排的我，和后座的女生因传卷子的速度问题发生了口角，他生气地把我的铅笔盒摔到地上，然后气冲冲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站着。直到语文老师过来解围，他才摆摆手让我离开。过了一会儿，闫老师来到教室，拍着我的脑袋，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孩子，我太粗暴了。”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大学，直至分配到工厂，几乎每隔一两年，我们小学同学都要到闫老师家里聚聚。闫老师有很多个硬皮册子，每个他教过的毕业班一本，上面有每个学生的照片，下面注明现在做啥工作——这个部分的内容是随着时间和工作变化不断修改的。我也有一张照片在老师的一个册子上贴着。
　　我家和闫老师家离得也不远，在工作最初几年里，我时间比较充裕，有空就到他那里看看。老师已退休，很希望我们这些学生常去他那里转转。我每次去，老师都会拿出那些册子，说说哪个学生工作有了变化之类的话。
　　近些年，我工作忙了，又上有老下有小，很少去老师那里，甚至逢年过节忙于值班或者迎来送往，没有去看看老师。
　　今年春天，我在小区门口偶遇闫老师的儿子，我的师哥。他说老师因为一次脑血栓，现在身体已大不如前。是呀，算算老人家也该是近九旬的人了。我忙和师哥一起去看老师。
　　依然是那座老楼，老师正坐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我跑过去，握着老师的手。对我的到来，老师很是意外和激动，他拉着我的手有些发抖，颤声说：“孩子，瘦了！瘦了！”然后拉着我进屋，费力地翻出有我照片的册子，指着我的照片说：“看看，看看。”
　　我发现自己的工作还是被标注为三十年前的。我惭愧地意识到已经很多年没和老师联系了。
　　我把现在的情况告诉老师，老人家让师哥记在手机里，摸着我的手说：“你进步了，进步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那天，我陪着老师唠叨了一个多小时，还和老人家一起吃了午饭。老师很高兴，不时地问着我们班别的同学的近况。显然，和我一样，大部分同学也是很长时间没来看过老师了。老师说：“你们现在都忙，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工作家庭负担重，你能来看看我，我已经很知足了。”
　　老师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我们这些学生还能记得他就可以了。
　　又是一年教师节。我又想起闫老师，还有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许许多多的老师们，内心不禁问：“老师，您好吗？学生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