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姐去长江边舀鱼。这是在挖沟村的大堤外边，远处隐约可见大渡口镇的水塔。
　　汛期的江水，从低处漫进了防洪林和堤坝外围的大片滩涂。滩涂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青草，一根根针尖般指向天空。这草本地人称为“芒”。它的叶尖如同万千光芒，在起伏的滩涂上辉映闪射。
　　草滩的形成得力于圩堤的修建。每当冬修年份，村人把堤坡和堤脚经夏日急雨冲刷出来的沟壑填平压实，同时要消除野蒿、鼠穴，以防来年汛期出现管涌隐患。修整平展的堤脚滩涂，每当春天就长出鲜嫩、齐整的芒草。
　　我那时十二岁，大姐十七岁。长江汛时到草滩舀鱼，是我和大姐的一个发明。我们带着一把铁锹和两只小提桶，用于舀水捉鱼。
　　这是芒草一年中最有活力的时节。缘于自然造化，芒草和江水年年初夏都会这样组合到一起，成为丰美悦目的“水草”。村人对此有一种巧妙的形容，叫“草皮子水”。
　　相比中后期洪汛的惊险莫测，长江初汛很平和。草滩水齐脚背深，很浅。清亮的江水，从远处悠来，一路流进我们脚下的草滩。
　　现在，我和大姐就站在浮动着层层波纹的草滩上。我们头顶是明亮得让人喜悦的初夏阳光，远天的浮云白银一般耀眼。
　　我们开始规划“圈水”，实施我们的舀鱼行动。
　　我和大姐选中圩堤拐弯处的一块草滩。下到水中，在大片草滩中隔起一小块“地盘”，再用铲子从水中挖起泥土，在除了圩堤之外的三面圈起一道坝埂，在坝子中间形成一个小小堰塘。下一步用提桶把堰塘水舀干，剩下的事就是捉鱼啦。美好的期待，让内心掀动快乐的波纹。
　　洋溢着青春气息，纯真秀美得如同夏花的大姐，在距家数百里的安徽商校就读。她出生在辽宁丹东，在襁褓中曾经历战火。自小坚毅能干有主见，性格像男孩。十多岁时就能短时间代替赶大车的父亲，驾驭三匹马拉的大车，在北方大平原上奔驰。后来全家迁回南方，她就读安庆四中，作文常在报纸上发表。考进商校后，她不仅是校广播站主播，还是文艺活动骨干，能歌善舞，美丽和才华集于一身。我一直是大姐虔心的崇拜者。
　　这次大姐因病请假回家小住。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叶那场饥荒的尾声，食物能果腹了，但家人仍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随着明亮夏天的来临，生活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
　　五六月间正处于农忙时节。农活一桩接一桩，大人小孩各尽其力。当时父母怎么同意我和大姐到滩涂舀鱼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照顾大姐病中的情绪，或者是指望抓点鱼虾给家人补充营养。不管怎么说，我们姐弟的这一行为，多少有些天真烂漫。因为从来没人这么抓鱼。这个主意来自于大姐的见多识广。
　　又一波汛水抚摸草滩，泛动清漪的水波。约摸脚踝深的汛水清澈见底，细白的草茎历历可数。有鸟掠水而过，搅乱了一片光影。最让人激动的，是一群随波逐流的小鱼，在草滩上来回游窜，柳叶状的身子闪烁出银色光泽。
　　鱼儿是很精的。一看要把它们圈起来，惊慌地从小土坝的缺口向外逃窜，在水面划出一道道镂刻般的浪痕。乍看上去，草尖样的鱼和鱼样的草尖，交互闪映，动影一片。
　　呵呵，鱼儿不消一会就逃光了吧？我和大姐相视苦笑，但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
　　放牛的胡公公骑牛路过，一见这个场景，忍不住开怀大乐，说你们这能弄到鱼？等你们弄好堰坝，连鱼毛毛也逃到八国九州去了！之后，他把这作为一个笑话传给他遇见的每个村人。直至传遍整个村庄，成为村人的逗乐话题之一。
　　受到胡公公取笑，我和大姐不免受到打击，但不愿半途而废。大姐坚定如初。她说，如果没有收获，就算玩一场水吧。就当人和鱼的一次游戏。
　　小土坝筑完后，拿提桶往外舀水。虽说水很浅，但好像总也舀不完。近午的太阳很热辣，我们腰酸背疼，口干舌燥。记得大姐唱了一支歌鼓劲。歌很好听。现在记忆中还回荡着那初夏的歌声。
　　话题再回到舀鱼，差不多在我们不抱什么信心时，堰塘里的水慢慢舀干了。可是没有一丝动静，连鱼影也见不着。失意之下，我到里面蹚了一圈，却意外地惊出了几条小泥鳅，接着又发现一些小米虾，还在倒伏的芒草中找到躲藏的黄牯鱼、水鲩皮、小鲫鱼等。
　　我们欣喜地把它们一一捉起，放进小提桶。虽然鱼虾都很小，但积少成多，到最后竟有大半提桶，约七八斤的样子。
　　我和大姐拎着提桶，开心而归。那天晚上，家人们就着鲜鱼汤下饭，美餐了一回。
　　时隔六十年，那个明亮的初夏仍然照亮我的记忆。我的大姐叶孟倬，因突发疾病于今年3月过世，享年77岁。她在池州交警部门工作多年，兢兢业业。退休后居住地在清溪河畔。她常常驻足观看河水中的游鱼草影，不知是不是又回想起我们姐弟那个舀水捉鱼的快乐夏日？
　　甲乙，本名叶卫东，曾任北京大门传媒文创总监，知名散文家，现居北京。出版文学专著《去黑山》《通往河流的门》《夏日的漫游者》《鲜花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