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在都市繁华街头，一个胡须花白的老汉担着红苕，他没有一句吆喝，却吸引了几个市民。他担子里的红苕特别大，个个都有二三斤重，大家惊讶于他怎么种出这么大的红苕，他重复说，这是“爆地”种的，并没有特别施什么肥料，还有那地方阳光好、水源好。他所说的“爆地”，就是新开荒出来的地，或者原来是熟地而多年撂荒又开始耕种的地，这样的土地自然有天然积累的肥料和良好的墒情。
　　他反复述说，露出喜形于色的丰收笑脸，这让我控制不住自己把他担子里的剩下的几个全买了。我想，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还有什么东西像他的红苕是一块钱一斤呢？他自若满足，高兴得像一个孩子。由此，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和这位老汉一样，极像罗中立油画中的《父亲》。每次我们回去，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说农事，豌豆、蚕豆什么的颗粒饱满，其得意的神情，像一个孩子得到了老师的小红花一般；谷子什么的灌浆时节缺水歉收，他像一个不小心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头去，似乎暗暗憋足一股劲，争取来年一定努力实现丰收。
　　父亲六十岁生日时，我们几兄妹就开始动员他和母亲进城，说动了母亲却没说动父亲。偶尔进城一次，见我们的孩子都大了，而我们天天忙于工作难得落屋几天，他们尝到了进城来无所事事的寂寥，而他们习惯了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春播秋收，在小镇上卖时令蔬菜和粮食，回家像温习功课一样喜形于色地数钱。他离不开那片耕作了几十年的庄稼地，终究还是回去了。
　　同兄弟姐妹一样，父亲和母亲不想进城，我心里有气——把他们留在老家，老乡怎么看我们啊。纠结了近二十年，父亲和母亲也相继离开了，我终于理解了不愿意离开山乡的父辈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片庄稼地，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耕种方式而不愿意离开。比如作家，周围的人都发财了，他们仍然不改初衷，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写作，一件作品的面世、一单不足为外人道的稿费、一句读者朋友的赞许或发自内心的认同，都是他们躬耕不辍的莫大动力。
　　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天地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庄稼地，丰收或歉收，他们都自若地生活，从容地面对，不在乎别人的评说，也不会天天拿自己和别人对比，因为喜欢这个，热爱这个，根在这里，魂在这里。在生命并不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哪怕喜形于其中一二的满足，就已经足够，因为这份满足感足以慰藉这个纷繁世界的搅扰带来的浮躁，抚平内心深处迷茫和失落交织的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