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有几株苍苍古木，似乎并不少见；古树之外，尚且还保留着一些斑驳、颓圮的古筑，就为数不多了；除了古木和古筑，倘若一座村庄再能够捧出一二古诗，那么，这个村庄就得刮目相看了。
　　杏花村远不止于此，它给我的见面礼是几百首古诗！
　　因此有人称其为“天下第一诗村”。我想此说即使有舛误，也不至于闹出误将小马驹当成骆驼的笑话。但是，我讨厌“天下第一”这种没有体温的广告式的表达。殊不知，帽子编织得太大，就成了一朵乌云。
　　未见到杏花村之前，我像很多人一样，对杜牧的那首《清明》已了然于心，我还曾经像个玩魔方的少年，对此诗进行拆解和重组，翻出许多花样，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这么简单。这种拆解与重组完全是出于喜爱，并无半点不敬和恶搞，不像时下那些历史名著的改编者，借改编制造许多文化垃圾。
　　我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不会写诗，也可以不读诗，甚至不知诗为何物，但他（她）的生命里应该有一小块干净的地方安放诗意，就像安顿我们干净的初恋与精神。我这么说不是瞎掰。记得早年三伏天的中午和父亲一起在庄稼地里锄草，白花花的日头烤得皮肤嗞嗞冒烟，父亲抬手擦汗时，一朵比草帽大不了多少的云将阴翳投在了他的身上，在那片刻的凉爽里，父亲随口冒出一句，云彩帮我擦汗了。你说，我父亲的生命里是不是也有诗？我想，一个地方大抵也是如此，哪怕它只有弹丸大小，若有一首好诗属于它，这个地方就耐人寻味了。
　　杏花村就是这样的一座村庄。
　　在我看来，杏花村就是一张孕育诗的温床，诗人到了这里，不出诗反倒不正常了。因而唐朝出，宋朝出，元朝接着出，到了明清就像母鸡下蛋似的，喜坏了主人。那些诗，都被一个叫郎遂的乡村文人收藏着，一一放进了《杏花村志》。尽管岁月久远，物是人非，但你只要捧起那些诗篇，便能从中嗅出江南烟雨的气味，土酒的气味，当然少不了杏花的气味。那一拨又一拨的诗人，多得像赶桃花汛的鱼群，自长江而入秋浦河、清溪河，当他们见了岸上的灼灼杏花，眼神便痴了，心跳便急了，诗胎暗结。于是，一个个弃舟而去，失魂似的在村郊和闾巷中寻寻觅觅，那其中就有南梁太子萧统的身影，“谪仙”李白的身影，武将军岳飞立马江南北望中原的身影，大明湖畔那个落魄才女李清照的身影，还有为挽救南明小朝廷命运而疲于奔命的宰相顾元镜的身影… …
　　我敢如此夸口，杏花村委实是一座被诗、酒、杏花染香的村庄。与那些徒有杏花而没有诗的村庄相比，我现在住的这个村庄，就明显地多出几分优雅、文静的气质。
　　在灿若杏花的诗篇中，杜牧的《清明》似一枝“出墙红杏”，它老枝横逸旁出，就那么轻轻一挑，便挑破了一个季节的秘密，把稀缺的春光分送给更多张望的眼神。那枝头上的花朵，亦不妖不冶，怎么都看不出有美人越轨之意。其实，只要它越出美，越出境界，那又何妨呢？
　　早年我对《清明》的解读只停留在字面上，认为那是诗人于旅途中偶感而作，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杜牧这个人乃三朝宰相之后，少时因《阿房宫赋》一举成名，曾红透了文人聚集的长安。但是，当他踌躇满志地踏上仕途后，竟左支右绌，力不从心，且一路磕磕绊绊，趔趔趄趄，直至四十多岁衔令来到江南蕞尔小城池州，头上仍然戴着一顶陈旧的刺史帽。这顶帽子，诗人从湖州戴到黄州，又从黄州戴到池州，应该早就厌倦了。然而，他又没有勇气轻轻一掷了之，不得不委屈地继续戴下去。这对一个才高气盛怀抱远大的人而言，其内心的摧折与痛苦可想而知。身处此境的杜牧之杜诗人，想必已经勘破仕途险恶，却又进退维谷，于是，他不得不借诗酒而旁求。恰好，池州城外这个“十里烟村一色红”的村庄，便被漂泊无定的诗人视为可以安顿心灵的地方。我臆测，借着牧童那不经意地一指，“欲断魂”的诗人怔忡望去，果然前方村舍隐隐，红杏在林，间有鸡鸣飘渺，狗吠虚静，禁不住心生向往之情。于是乎，一股从忧伤中蝉蜕出来的诗情便悄悄涌上心头… …
　　而那个天真烂漫的牧童，压根儿就不可能想到，他那不假思索地一“指”，便将一座原本寂寂无名的村庄，“指”成了东方大地上的一个名村，同时也将自己“指”成了我国旅游史上最早的一位导游。
　　杏花与诗，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