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酒，名曰“黄公”，是地道的土酒，而非那种被现代传媒捧红的尤物。土酒属于下里巴人的民间，低调，厚朴，内敛，它不怕巷子深，也不在乎身价几何，通常便借着几面杏黄色的酒幌，自杏林或巷陌中斜斜地挑出，不愁没有人来喝。
　　我这人酒量小，酒胆更小，每与友人聚会，总是甘当一个旁观者，看着他人推杯换盏地海喝豪饮，喧呼斗勇，好生羡慕！有时朋友偶尔也会拿我开涮，说我写的许多文字都弥漫着酒气，原来却是个假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也曾醉过酒，且是酩酊大醉。
　　记忆中，曾有过三次醉酒的经历，一次是在“一片孤城万仞山”的青海高原小镇茫崖，为西出阳关遇故人而醉得不省人事，差点儿丢了小命。另一次是在沂水边的军营，为即将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战的战友送别而举杯痛饮，对，痛饮，那种“醉里挑灯看剑”的情景至今难忘。此外，便是在江南这个牧童遥指的古村了。这三次醉酒，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我。
　　乡村是土酒的故乡，今天我们读《诗经》，依然能够从古人那里为他们“十月获稻，为此舂酒”且饮且唱中领取一份陶醉，一份欣慰。酒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乡土的胎记，就像过去乡下的孩子，皮肤黝黑，身上沾满了泥土与草屑，名字也土里土气，毛蛋、老拴子、黑皮、大水、二妮子、四丫头… … 然而这“土”里，却蕴藏着惊人的生命力。后来，酒的家族越来越兴旺，那些飞黄腾达的酒子酒孙们，优哉游哉地出入于豪门深宅，逐渐淡出了乡村的视野。但是，不论它们走得多远，多么财大气粗，其根还是扎在乡村的那片厚土里。
　　杏花土酒没有那份幸运。一千多年来，它忠实地守着一座村庄，并与村庄一起慢慢变老。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世界上什么都在变，变来变去，有的变得面目全非，有的苟延残喘，更多的已销声匿迹。可杏花土酒还是老样子，土灶，木甄，杏花春水、杏蕊曲，泥土烧制的酒坛、酒碗，从里到外都还是土里土气的。
　　我刚到这个村庄时，曾主动与一位酿酒的老人搭讪，问他为什么不给这酒起个好听又叫卖的名字。老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反问道，你是个文化人吧？我不敢肯定地点点头。他说，你说说瞧。于是，我一连报了三个名字：刺史醉、唐井醇、杏花春，老人听后嘴巴咂了几下，并未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对这件事，你可以说那位老人没有酒文化理念，也可以说缺乏现代商品意识，这似乎都没有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呢，我们常常堂而皇之地借着文化、时尚和效益的名义，干的蠢事、糗事还少吗？时下酒厂星罗，酒楼比肩，国人每年喝掉的酒恐怕不少于一个西湖的水，但喝出多少真正的酒文化了呢？
　　对于民间那些能够细水长流的事物，我一向秉持虔敬与保守态度，觉得与其把它们改造得非驴非马，倒不如让它们在适合的生态环境中自生自长，哪怕它们老迈的身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慢就慢一点，土就土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能够存活下来已属不易，况且所需的空间很小，就“活着”本身而言，至少可以使我们感知岁月的长度和生命的韧性，并为“原始”与“源头”词义提供鲜活而可信的注释。我就曾有过类似杞人的忧虑，担心一切变得太快，像一阵风撵着一阵风，一波浪追着一波浪，这样看似很快，然而最终我们还能留下什么呢？
　　杏花土酒却留了下来。留下来好哇！就像一座村庄，假如没有几株古树，几口老井，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这样的村庄总觉得靠不住，不真实。有了杏花土酒，有了源自岁月深处那一缕酒与诗的气味，我住的这个村庄才能够从千千万万个村庄分离出来。
　　我曾在电视里见过这样的画面：非洲辽阔的大草原上，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角马在大迁徙途中与它的母亲失散了，它焦急地嘶叫，拼命地寻找，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小角马凭着嗅觉残存的记忆，终于在十几万只角马群中找到了自己的母亲。一座村庄也是如此，它身上散发出的母土的气味愈是强烈，我们的灵魂走失的可能就越小。
　　在杏花村喝酒，讲排场的最好别来，这里没有豪华酒楼；爱时尚的也最好别来，这里缺少现代风情。这里有的是酒，一律的土法烧制。那酒虽不是很清澈，注杯入盏后，泛着淡淡的绿意，是不是“绿蚁新醅酒”的那种，我没有考证过，不好乱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酒从唐朝一直喝到现在，官员喝，文人喝，草民喝，味道不曾有多少改变，幽香中透着村妇殷勤待客的淳朴与厚道。可是喝着喝着，那些官员转身走了，有点名头的文人也走了。土酒说，该走的走吧，我高攀不上你们。
　　喝杏花土酒，最好是在春天，当第一垆酒成熟之时，天气有点寒，有点暖，天上纷纷细雨飘着，地上灼灼杏花开着，此时入得村中，你会发现巷闾中的那些小酒店门上的春联还是新的。那些春联也与时下流行的春联大相异趣，它们都是主人从古诗中直接拿来的，譬如“一帘春酒绿，十里杏花红”“杏花枝头著春风，村花村酒两共幽”等等。看着这样的春联，你的脚步会不由自主地拐进一个幽静的小酒店，神定气闲地坐下来，这时的女主人会将一碟凉拌马兰，一碟春笋炒腊肉，一碟清炒野蕨或芦芽摆在你的面前，再温上一壶地道的杏花土酒，你于浅斟慢酌中，消受一段静好时光。
　　即使多喝几杯也无妨，醉眼看杏花，当别有一番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