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人。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已出版作品30部，代表作：《迁徙记》《寂静人间》《草原十年》《万物相爱》。荣获华语青年作家奖、茅盾新人奖提名奖、冰心散文奖、丁玲文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三毛散文奖、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广西文学奖、山东文学奖、草原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现为内蒙古大学教授，一级作家，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

　　父亲似乎脑子一热，就想到了做煎饼这个行当。
　　他去北乡某个村子里给人送编好的驮筐，有做煎饼的见了便托他帮忙，问十里八乡有无认识的人，想要买二手煎饼机器的，他们家不想做了。父亲热心肠，跟着做煎饼的去看机器，结果，第一次见到这种新鲜玩意儿的父亲，忽然间就有自己买回去发财的隐隐的兴奋。做煎饼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不肯放过这近在眼前的冲动主顾，将做煎饼这一行当的大好前程，卖力地吹嘘了一番，以致让父亲坚信，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人家不会低价转卖这台机器，非得用它再挣上几万块不可。
　　于是，在将我们家牛棚简单改造一番后，让全村人都瞧着稀奇的二手煎饼机器，就进驻了我们家。父亲自此也跟卖豆腐的狗剩、卖馒头的半熟儿、卖烧饼的王瘸子一样，成了一个“卖煎饼的”。
　　日夜轰鸣的一台煎饼机，就这样让昔日宁静的庭院，忽然间变得喧哗起来。父亲这个每天在门楼下安静编筐的人，脾气开始暴躁。他看见姐姐晾晒在绳条上的衣服便觉得烦躁，想他已经忙得饭都吃不上了，姐姐竟然还有闲暇天天洗衣服！于是他不由分说，便将所有衣服都拽下来，一下子扔到墙外去。或者，在母亲抱怨面和水的比例添加不均的时候，他端起一大盆刚刚和好的面糊，哗啦一声全泼到地上。再或，他急匆匆进房间来取面粉，无意中看见我没有学习，立刻将我摆了书本的圆桌一脚踹翻在地。父亲这股飓风，当然从来不会负责收拾现场，他只负责破坏。常常是姐姐自己跑到门外去，将衣服捡起来，而后在夜晚父亲不会注意的时候，再一一清洗干净。那倒掉的面糊，是母亲红肿着双眼，打扫进猪食槽里去的。我呢，自然是吓尿了裤子，却坐在湿漉漉的凳子上，一动也不敢动，只侧耳倾听着院子里机器的轰鸣，并从中细细辨认着父亲的脚步声，有没有和缓一些，或者他给母亲下达命令的声音，是不是还那样地粗暴。我的裤子散发着一股尿骚的味道，那尿还顺着双腿滴答滴答流到了脚边，于是砖铺的地面上，就有了一小片地图，一只蚂蚁循迹爬了过来，又费力地想要爬出去，却不小心滑倒了，四仰八叉地陷在那一小片“沼泽地”里。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只尴尬倒霉的蚂蚁。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到底还是希望父亲做的煎饼，可以挣到很多很多钱。所以每天晚上，当父母为了做够第二天到外村去卖的煎饼，熬夜到很晚的时候，我也跟着失眠，在轰隆轰隆的机器声中，一秒一秒地数着时间，并为或许不知何时就会在深夜里炸响的争吵声，惶恐焦虑，一直到轰鸣声不知何时歇了，月亮悄无声息地爬上夜空，漏下一小片月光在我的床前。我枕着静谧又混杂着不安的月光，终于睡过去了。
　　这样的睡眠，当然是短暂的。我早早地就醒过来，躺在床上听父母在院子里忙碌的声音。我依然是假装睡着了，不敢在这样安静的清晨，多余地站在父母面前，让他们因为困倦而将无名之火发泄到我的身上。
　　夏天的早晨，有水洗过一样的清凉，暑气还没有蒸腾上来，知了也尚未开始鸣叫，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除了父母和姐姐搬运煎饼到地排车上的声音。父亲即将去邻近的几个村子里，像卖豆腐的、卖馒头的一样，走街串巷叫喊，或许半天，或许一天，总之他是要在外面待着的。
　　想到父亲即将离家，我便觉得身体哗啦一声松懈下来，好像这个偌大的院子即将属于我一个人，我可以尽情地在院子里跳绳，踢毽子，招呼伙伴们来丢沙包，哪怕将鸡赶得满地飞，鸡屎落在了香台上，我也不必担心；因为我有的是时间，在父亲回来以前，将“犯罪现场”清理干净。至于父亲在邻村怎样声嘶力竭地叫卖，带去的一军用水壶的热水是否够喝，饿了除了啃咸菜疙瘩和煎饼，能不能吃上点别的热乎乎的饭菜，暂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只想享受父亲不在、母亲也无需坐在煎饼机前不停叠煎饼的片刻安闲。就像一只知了，躲在盛夏正午的梧桐树叶间，悄无声息地小憩。
　　我在这片刻的安闲中，觉得生命是快乐的，幸福的。我因这份短暂的快乐与幸福，选择忘记所有生活给予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