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大地上袒露着胸膛，大门永远向世人敞开着，接纳每一个到访的人，从不需要任何叩问的礼仪。这种无门槛的包容，占据着我童年的大部分记忆。
　　夏日的清晨，天刚泛起鱼肚白，二爷二娘就已出门。他们脚步匆匆，直奔大田，身影在熹微的晨光中晃动。我一骨碌爬起来，跟在他们身后。那会儿太阳还没完全醒，风微凉，露水打湿我的裤脚。下了田，他们弯着腰，手掌擦过带刺的草叶时，草茎断裂处发出“簌簌”声。指尖熟练地掐住杂草根部，薅起时连带着泥土的腥甜气息。我学着他们的样子，蹲下身伸手去拔草，可那草像是故意和我作对，咋也拔不动，还把手勒得生疼。大爷笑着走过来，手把手教我：“孩子，拔草得顺着劲儿，抓住根部，用力一拽就起来了。”
　　干了一阵农活，二爷二娘才回到家中。这时候，院子里的鸡、鸭、猪早已饿得“咕咕”直叫。二娘赶忙喂食，随后进厨房生火做饭。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跳着，映红了二娘的脸。二爷就去给毛驴铡草，走到铡刀旁，木柄压下“咔嚓——咔嚓— — ”的声响震得地面微颤，金黄的草料在刀刃间碎成一节一节草屑，飞溅的草沫子沾了他一肩膀，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播种的时候，我跟着二爷二娘去地里。二爷走在前面，用锄头熟练地挖坑，二娘跟在后面，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在坑里撒种子，再用脚轻轻踩实。几十亩的地，他们两人一锄一锄、一步一步地种。日头高高挂着，二娘累得直不起腰，汗水湿透了衣衫，有几次不得不跪在地上，爬着继续干。我在旁边看着心疼，却无能为力。
　　每年新小米下来，二爷二娘总会给我们送来一些。那小米金黄金黄的，捧在手里，仿佛能看到他们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想想每一粒粮食都浸着他们的汗水，我们都格外珍惜。母亲曾说起，大集体那些年，家里不能生火做饭，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吃不饱，二爷便偷偷地给我们送粮食，母亲半夜起来做饭，才让我们免于挨饿。
　　乡村的四季，宛若一幅幅绚丽的画卷，不管啥时候路过庄稼地，只要你的目光稍作停留，它就会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春天，嫩绿的禾苗破土而出，给大地铺上了柔软的绿毯；夏天，玉米、高粱在风中摇晃，像是在跳着欢快的舞蹈；秋天，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风一吹便互相摩挲着发出“簌簌”声，穗尖上的谷粒还沾着灌浆时的甜香。冬天，白雪覆盖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在这儿，我领略到了自然最美的风光。还记得二爷家那扇被岁月磨圆了边角的木门，风一吹便“吱呀”敞开，门框上留着我童年时用粉笔歪歪扭扭画下的太阳、月亮。
　　因为婆婆住在农村，我与乡土的缘分仍在延续。丈夫是个有故事的人，可他总是对那些乡村往事闭口不谈。每次我执拗地缠着问他，他最后也只是嘟囔一句：“农村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做的猪毛菜饼子，我吃得满心欢喜，过年时给我们捎来的黏糕，他却皱着眉头一口不碰。他常抱怨自己本可以凭借学习成绩考上好大学，却因父母没见识，填报志愿时选择了林业，又与泥土打起了交道。我知道他心里不甘，可他不知道，那些被他嫌弃的“土气”，恰恰是我笔尖下最想留住的光。我热爱写作，第一篇散文《生命的故里》写的就是拔草时的泥土味、播种时的晨光。下笔时，那些乡村的人和事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写了好几千字，仍觉得意犹未尽。在我眼里，乡村就像个有魔力的万花筒，每转一下，都能露出不同迷人的样子。
　　乡村最美的符号当属炊烟。王维诗中“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短短两句，就把乡村勾勒成一幅宁静的水墨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故乡的炊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图腾。小时候在农村二娘家，每到做饭时，炊烟就从烟囱里慢慢飘出来。昏暗的煤油灯下，灶膛里柴禾噼里啪啦地烧着，煮出来的米粥浮着金黄米油，舀一勺一吹，热气裹着烟熏味扑上脸，烫得人眯起眼，却还是忍不住用嘴唇去碰那烫嘴的碗沿，那是家的温度，是幸福的味道。二娘用玉米面变着法儿做出各种好吃的面馍馍、格格豆、粥、饼子、饺子……每一样都比山珍海味还要香，那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美食。
　　故乡的门，从来没有上锁，也从来不会上锁，只因我们的父母就是开门的月光。我的父亲，十四岁时父母就没了，青年应征入伍，后来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他却执意回到故乡。
　　如今，老家的大爷早已长眠于黄土之下，堂兄弟和姐妹们也定居在了城市。再回去时，老屋的木门朽了，烟囱不再冒烟了，想寻根都没个落脚处。可每当想起小时候跟着二爷二娘穿过玉米地，那条被我们双脚踩软的小路，心里就格外敞亮— —那是乡村给我的，永远没有门槛的回家路。老屋的木门虽已朽坏，但乡村教会我的，是一种无需钥匙的归属感。当城市的防盗门在身后“咔嗒”锁上时，那片永远向游子敞开的乡土，早已成为血脉里最温暖的门槛，它不是阻隔，而是归途；这条路上的月光，仍会顺着笔尖，淌进我每一个写满乡愁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