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山北端的盘岭冲下，群山环抱着盘岭畈，这便是我的故乡。百余年前，冲口伫立着一座端方四正的老宅，旁边两棵参天枫树巍然挺立，大枫树需三人合抱，小枫树一人也难以环臂，古树虽枯藤缠绕，却始终筋骨铮铮四季应景。古树与老宅间，一条蜿蜒向西的小路沿着盘岭冲翻过磨刀山，伸向贵池地界，那是山那边往来庙前街的步行古道。
　　上世纪二十年代，为躲避战乱洪水，曾祖父从江北故乡出发，以芦担挑起全部家当，拖儿带女渡江南下，途经盘岭冲朝山古道，投靠宗亲李九皋，承蒙收留，住进李家庄屋做了佃户，从此在江南落下了脚，那年祖父十岁。后来，李家庄屋分配给祖父及张姓、魏姓三户共有，随着人口增多，老宅拥挤不堪，祖父便买下张、魏两家的份额。从此，庄屋改名李家大屋，祖父也从佃户成为主人，漂泊了几十年的廻龙李氏后人，终于在江南扎下了根。
　　祖母是桐城破罡胡氏后人。十七岁那年（1930年），这个江北出生的姑娘嫁给了渡江南下的祖父，那时她不会想到，将要用毕生的精力为李家大屋撑起一片天。
　　1958年，大枫树被伐倒，轰然坠地，震得老宅瑟瑟发抖。巨大的枫树截面一人多高，几个木匠就地取材，前后忙碌了一个多月，大枫树化为木板与柴火，只留下小枫树孤独地矗立于凛冽寒风中。这年隆冬，大雪封山。49岁的祖父卧床不起咳血不止，在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撒手人寰。那一天，小枫树在北风中呜咽呼啸，乌鸦在树梢上哀啼不止，仿佛在述说着岁月的无情。
　　父亲是在1948年出生的，那年，他两个未成年的哥哥还在别人家当长工做放牛娃，十六岁的大姐正待出嫁。迫于生计，大姐出嫁当天，父亲八岁的二姐也被送到邻村做了童养媳。令人心碎的是，那几年间，曾祖父母、祖父的弟弟和弟媳相继离世，祖父母在李家庄屋里给多位亲人送终安葬。枯藤老树下，这户人家在生死轮回中顽强坚持，默默守候。祖父去世那年，父亲最小的弟弟才五岁，二十二岁的大哥尚未成家，他也才十一岁。四十五岁的祖母，独自一人拖拽六个男孩，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得知寄人篱下的女儿受尽委屈，祖母四处求人，筹钱赔付抚养费，毅然解除那旧社会的童养媳婚约，将女儿接回，最终为她觅得良缘，从李家大屋风风光光地出嫁。
　　在祖父离世后的十年间，祖母为父亲的三个哥哥张罗了亲事，父亲的二哥有幸参军，在他退伍那年，祖母让兄弟几人伐倒那棵孤独的小枫树，锯成板材，在老宅南边盖起三间新瓦房。1968年冬，酷寒依旧，父亲与两个弟弟尚在共穿一件寒衣，他以二哥为榜样，穿着向其借来的旧军装参加征兵体检，次年春天如愿参军入伍。父亲退伍后，祖母又推倒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庄屋，在原址上再起三间新居。就这样，祖母始终将六个儿子紧紧拢在老宅的大家庭里，相互帮衬，共克时艰，直到最小的儿子娶妻成家。随着时代变迁，1978年往后，父亲几兄弟陆续在老宅附近开辟地基，建起独立的新房。每个从古枫树下李家大屋走出去的人，始终亲切地称呼老宅故地为“大屋里”。在父辈的心中，“大屋里”承载着“家”的最初模样，是家族记忆的原点，是血脉相连的纽带。
　　我在大屋里出生，三岁离开大屋搬进新房子。母亲回忆，搬家之初的每天夜晚，我总是哭闹着要回“大屋里”的家，祖母便从大屋里赶过来，轻拍被褥，哼着“摇摇窠”的摇篮曲，哄我入梦。清晨醒来，我又独自跑回大屋，新家与大屋间隔着一方山塘，祖母担忧蹒跚学步的我失足落水，便和父亲一起在塘埂栽下两排杉树当作护栏。几十年后，塘埂杉木绿树成荫，成了如今人们拍照打卡的好风景。
　　儿时在大屋北坡的草丛里嬉戏打闹，常会踩塌地面陷进莫名的土坑，当我从坑中爬出，祖母说，那都是枫树根烂成的空洞。大屋隔壁二伯家的木枋梁又大又规整，人们总说，还是枫树锯成的大板材建房子最结实、好看。那时年幼，实难理解枫树有多大，如今回想坑洞和枋梁，竟是祖辈父辈生活中的两棵古枫树，留给我的“直接”记忆。
　　岁月不居，寒来暑往，祖母离世已十七度春秋。塘埂上的杉树绿荫如盖。周末，我与妻子、女儿漫步其间。盘岭冲的群山默默环抱着畈田，夕阳下的磨刀山倒映在平静的水塘中，大屋里的走廊上，仿佛还能看见祖母倚门而立的身影。百年风雨，塘埂树影婆娑，山涧溪水潺潺，如从“大屋里”走出的每一个子孙，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