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与新四军沿江团，遵照皖江区党委和七师指示挺进江南，紧紧依靠池州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到1944年底成功开辟了一条沟通新四军七师、五师之间紧密联系的战略通道——“沿江走廊”。这条战略走廊的贯通，粉碎了敌人企图孤立鄂东、皖江等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图谋，为坚持斗争、最终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
　　皖江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紧邻日军重兵盘踞的南京、武汉等战略要地，是连接华北、华中、华南新四军各部的天然枢纽。其中，长江又是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兵力投送和物资运输的主动脉。控制此地，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发展沿江力量，实现新四军各部间的战略策应与协同作战，就能有效威胁、袭扰日军的长江航运，削弱其战争潜力，如同在日伪顽的心脏地带嵌入楔子。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迅速重建新四军，将华中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其中第七师成立初期仅1900余人，活动于巢湖、白湖之间的狭小区域，面临着日伪顽三方夹击的严峻形势。
　　1941年4月15日，中原局（后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指出：“皖南及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义……故我党我军必须坚持皖南、无为及庐、桐阵地创立根据地，决不可轻易放弃。”1941年12月25日，陈毅、刘少奇、饶漱石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七师任务》电文中指出：“七师……发展的方向分为三方面：（一）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展与五师含接。（二）沿长江两岸向东发展与二师、六师含接。（三）沿淮南路两侧发展与六旅打通并控制巢湖。主要的发展方向，当然是第一个… … ”
　　这些工作指示，进一步明确皖南等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明确了七师的核心任务：坚决向含和巢北及沿江地带发展，突破封锁，建立战略通道，从而成为沟通苏北军部、淮南二师和鄂东五师、苏南六师等各方面联系的枢纽。
　　二
　　为了实现华中局及军部的战略意图，1942年七师挺进团即由无为县和桐城县的桐东地区沿长江北岸向西拓进，初步打通了第七师与第五师的交通联系，并建立了桐怀潜与宿望湖区等敌后抗日游击区。但后来遭到盘踞在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顽固派（桂顽）的严密封锁和疯狂阻截，挺进团被迫撤回无为县，第七师和第五师的交通联系被切断。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七师决定避实击虚、另辟蹊径，做出了开辟“沿江走廊”的战略决策，不再执着于正面强攻桂顽重兵防守的大别山区，而是将目光投向沿长江一线敌伪统治相对薄弱、桂顽力量鞭长莫及的狭长地带，“决定在江南重新开辟一条从无为经桐南或桐东至贵池、东流、至德、彭泽，再至湖北的‘沿江走廊’，以便保证五、七师的交通联系，使皖江抗日根据地能迅速地巩固和发展。”
　　三
　　在广阔的沿江地带，选定贵池西部沿江地区（贵西）作为关键突破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地理上讲，贵西地处长江南岸，隔江与七师中心区相望，这一带扼守长江要津，背靠皖南山区，进可攻退可守，是连接皖江与鄂豫边（五师）的理想跳板。从敌情上讲，相较于桂顽重兵云集的山区，贵西沿江一线日伪据点虽存在，但兵力相对分散，控制力较弱；国民党顽固派的地方势力虽活跃，但系统不一，矛盾较多，这为我军插入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从群众基础与党的力量上讲，该地区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就播下的火种，特别是在1934年，方志敏同志领导一部分红军北上抗日，进入皖南，曾一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抗战爆发后，党组织积极在皖南各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从1937年冬到1938年夏，池州境内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众抗日救亡组织相继出现。皖南事变之后，皖中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七师一直对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42年春，即派皖中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徐福初和米济群、陈相贵到东流县的香隅畈开展抗日斗争，江北的桐无县委亦先后派少数人员到贵池县西部的三万圩和东部的大通、梅龙、馒头山一带活动，秘密发展党员，进行抗日宣传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之后第七师又派五十八团参谋长李德安带领少数武装人员到贵池县东部的茅坦一带，配合该地区党组织开展工作。9月，第七师又派沿江办事处财粮科长孙纪正、齐宝珍、张应艾等人到东流县香隅畈，配合徐福初工作。同时，桐城县东部地区的部队也派少量人员到贵东活动。在这几股力量的活动之下，贵池、东流两县的抗日局面得以打开，一些地区建立了基层的党组织，1943年9月成立了以吴文瑞为书记的贵东县委。1943年秋，青阳县西北部划归贵东县委领导，遂将贵东县委改为桐贵青县委，归属沿江地委领导。这些都成为后续武装开辟的有力基础。
　　为确保开辟任务的强力推进，党加强了组织和军事力量保障。1943年3月，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在无为后垅成立，书记黄先，隶属沿江地委领导。1943年冬，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奉命将独立、桐东、桐西、桐南大队和池州区域的游击武装组建成沿江团，成为执行“沿江走廊”战略任务的拳头力量。
　　四
　　为成功开辟“沿江走廊”，党制定正确革命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成功点燃了民众抗日热情，为“沿江走廊”的贯通和敌后根据地的构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和群众保障。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以“到处撒播党的种子创造点线组织，将来达到面的工作目的”为核心宗旨，将党组织建设作为根据地发展的根基。1944年上半年，相继建立了贵西临时工委、贵西工委和东彭工委，中心县委机关随之迁移至贵西，形成更贴近斗争前线的领导中枢。到1945年上半年，已下辖桐贵青、彭东至、贵桐等5个县（工）委，以及大批区委、乡总支和支部，实现了党组织对根据地的深度覆盖。同时，通过多期党训班、干训班和“小整风”活动强化内部建设，使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了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后续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在军事斗争方面，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始终坚持“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依托主力部队、游击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系，以灵活战术打破日伪封锁。新四军七师沿江团作为核心战力，联合桐贵青、贵桐、花山等游击大队及数千民兵，在东流雁塔前山、贵池高脊岭等地展开多次伏击战，拔除馒头山、下清溪等大批日伪据点，突袭东流伪军大队、贵池殷家汇伪军中队，形成对敌军的分割包围。同时，以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反击国民党顽军进犯，剪除土匪武装和反动大刀会，彻底摧毁破坏抗日的反动社会基础。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更逐步掌控沿江战略要地，为根据地扩张扫清了军事障碍，使敌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通过渐进式发展构建起全域性抗日基地。1943年贵东游击根据地形成后，逐步拓展至贵西、花山地区，最终整合为横跨长江南北的桐贵青、贵桐、彭东至三大游击根据地，形成东西贯通、南北衔接的沿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党在沿江新开辟区域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底，以张格为主任的沿江行政办事处和沿江财经分处在贵西凤口陈成立。到1945年时，沿江抗日根据地内已经建立起各县行办处和桐东、河西、河东、茅坦、太朴、敌前、高脊岭、洪铺、晏塘桥、蛟口、八都湖等18个区84个乡抗日民主政权。这条长约二三百里、宽约四五十里“沿江走廊”的开通，标志着打通新四军七师与五师区域联系的重大战略任务已经完成。经济建设上，积极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建立货管和税收机构，兴修合作圩、大同圩等水利工程，保障军民供给并改善民生；土地政策上，实行二五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并行，兼顾农民与地主利益，调动各方抗日积极性；文化上，创办小学、扫盲班等，普及教育并强化抗日宣传。这些政策的落地，既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又凝聚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统战工作方面，池州地方各级党组织正是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团结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中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够使游击战争得以发展，根据地得以巩固。在贵池，争取汪秀璋、姜云汉等人士投身抗日；在彭东至地区，感化张老八、伪交通站站长等人为抗战效力；在青阳，联合陈维稷等上层人士推动抗日动员。这些统战成果极大扩充了抗日阵营，孤立了日伪势力，使根据地在复杂环境中获得广泛支持，为“沿江走廊”建设凝聚起多元力量。
　　此外，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形成根据地建设的整体合力。在沿江根据地发展的同时，皖南地委指示铜青南县委开辟青北地区，到1944年下半年，一块以茗山为中心的370平方公里区域、2万左右人口的青（阳）北（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已经形成，使之成为铜青南县委的大后方。同一时期，以张海彪为团长、郑重为政委的新四军五师挺进十八团在彭（泽）至（德）边进行抗日反顽斗争，1944年10月成立了彭至工委、彭至军民联合办事处，这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新四军七师与五师之间的区域联系和交通联络，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这些区域的发展与沿江根据地形成呼应，进一步强化了七师与五师的交通联络，为“沿江走廊”的贯通提供了侧翼支撑，体现了党的统筹全局、协同推进的战略智慧。
　　正是党的这一整套系统、务实、深入人心的革命政策，使得新开辟的地区成为拥有坚实群众基础、稳固政权组织、初步经济保障和强大武装力量支撑的抗日根据地，它为“沿江走廊”这条战略通道的成功开辟提供了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五
　　在党的卓越领导下，1944年底，新四军沿江团成功向西推进，七师与五师交通联系的“沿江走廊”终于得以贯通。这条通道的建立，彻底粉碎了日伪顽企图分割、孤立新四军的阴谋，实现了华中新四军主要战略区（七师、五师、二师及军部）之间的相互连接：人员得以往来，情报得以畅通，物资得以转运，战略协同能力得到提高。“沿江走廊”的开辟，是皖江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成果，在皖江敌后抗战史上写下重要一页，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仅如此，成功开辟并巩固的“沿江走廊”及皖江抗日根据地，还继续在解放战争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战略价值。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主力北撤。皖江根据地（包括沿江走廊区域）在党的领导下，留下精干力量坚持斗争。党在这里长期坚持斗争所积累的力量和建立的联系，成为后来大军渡江时最宝贵的财富。1949年，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百万雄师准备横渡长江天堑时，坚持在皖江沿江地区（包括贵池、东流、至德等地）的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积极侦察敌情、筹集粮草船只、充当向导、破坏敌人江防工事、直接接应和配合渡江先遣部队，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