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冬雨，寒意加深。妻子说：“家里的两床旧棉絮太薄太旧，得添两床新的。”我们便提着早就备好的新棉花，到附近的棉絮加工店去做新棉絮。一路上我就想：要是父亲还在，哪用得着这么跑啊，他那弓弦一响，新棉絮就铺床上了。
　　父亲是方圆几十里都有名的弹花匠，十七岁出师后，就扛着弹花弓开始了走村串巷的弹棉花生涯，而且靠着这门生意，撑起了一个八口之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对劳动力管得很严，每年晚秋过后，才会准许手艺人外出挣钱。每月交够规定的现金，队里给记上相应的工分。弹花生意好时，父亲每月交够队里的务工钱后，还剩余两三块钱，供家里买盐打油，给爷爷奶奶买药。
　　即便这样，家里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床上的棉絮破烂不堪，根本没法御寒。最可怜的是我们几个孩子，寒冬腊月都还穿单裤。我在家里排行老三，都上小学了，连件像样的棉袄都还没穿过。三九寒天，我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褂，光着脚丫上学，常常冻得鼻涕长流，脚长冻疮。隔三差五，就会感冒发烧，咳得睡不着觉。这些，父亲都看在眼里。父亲一直话不多，我每次生病他都会默默坐在床边，用他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颊。他深皱的眉头，都能夹死苍蝇。
　　有天夜里，父亲很晚才回来。他走到灶台前，从兜里掏出一撮比鸡蛋稍大点的棉花，递给母亲：“给三娃攒着，凑够了，就给他做件新袄。”不知怎的，当时我突然注意到了父亲那双手：那一撮棉花白得耀眼，而那双指节粗大的手却被冻得通红，还裂着细细的血口子。我还看见，迟疑着接过小棉团的母亲，眼睛也有些红红的。
　　从那以后，父亲每次回来，兜里都会揣着一小撮棉花，母亲就把它们存放在一个染蓝色的旧布包里。渐渐地，那布包鼓了起来，我自然满心欢喜，并隔三差五地去摸摸那一包软绒绒的棉花，想象着自己穿上新棉袄时的样子。
　　到第三年冬，棉花攒得够做一件棉袄了，父亲就择了个晴好日子，在院坝里架上门板，铺上篾席，为我弹棉花。那天，父亲弓着背，左手持弓，右手敲槌——“哐——哐，哐——哐……”有节奏的弹花声，在院子里悦耳地回响。我站在一旁，看篾席上的棉花越来越蓬松，像是白雪，又像春天飘浮的白云……当时我那美美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母亲拆了她的蓝布旧衬衫，为我的新袄拼凑布料。三天后，我就穿上了梦想中的新棉袄。虽然布料是旧的，但棉花又软又厚，让我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暖和。
　　后来母亲才告诉我，这一斤棉花都是父亲一星一点拣回来的：每次他为主人做完棉絮，就把墙角的灰渣清扫拢来，征得主人同意后，从中仔细“提取”细碎的棉屑；路旁垃圾堆的破布里如果沾有碎棉花，他也会一丝不落地拣回来……短短两年，他就为我“拣”回了一件新棉袄。本来，作为手艺人的父亲就很爱脸面，可为了儿女，他会全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就是父爱的本能！
　　父亲已故去多年，那熟悉的弹花声，再也不能听到。而今，棉絮加工的传统手艺已被机械化代替，但只要见到棉絮加工店，耳边也会响起那“哐——哐，哐——哐……”的弹花声，我就会忆起父亲弯腰弓背弹棉花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