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家的能工巧匠，从屋后砍回的竹子，很快编成背篓、撮箕、竹篮，以及我心心念念的烘笼。
　　烘笼形状如买菜用的篮子，上面有提梁，便于携带。父亲拿出篾刀，熟稔地把竹子一开两破。数十根竹条一会就堆叠在地上。从竹条中抽取青篾，编织烘笼就正式开始。半天工夫，一个圆柱形状的烘笼就脱胎而出。
　　父亲找来家中弃之不用的陶瓷盆，将其放入烘笼底部，然后再用铁丝将其底部固定。
　　从父亲手里接过崭新而小巧的烘笼，仿佛日子里的阴冷纷纷逃遁，无数股暖气直逼全身。我找来一些失去热度的凉灰，装在陶瓷盆底部，再从灶门前的瓦缸里取出十多个自家制作的木炭放在凉灰上。我从燃烧正旺的灶孔里用火钳夹出一颗鲜红的“火石”，让其挨着那些木炭。嘴巴一阵吹气，木炭着火，红灿灿地燃烧起来，暖气散发。平时里，灶孔里多是一烧而尽的稻草、秸秆，只有逢年过节或家中来了客人，父亲才从灶头的梁上取下晾干了的用斧头劈好的大柴。添柴的父亲见灶孔里的大柴燃烧殆尽，分化成两三寸长的小木炭，便将其用火钳夹入身旁的陶瓷坛子里，立即将坛盖盖上，让还有火星的木炭在缺氧的情况下尽快停止燃烧，好让其形成木炭。
　　村里破旧的小学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刚入学的那个冬天，天气极端寒冷。学校坐落在山梁上，冷风穿透教室门窗，我冷得缩成一团。皮肤还算娇嫩的我，手脚生了冻疮。母亲叫我每天带烘笼去上学。父亲坐在火塘边，检查着我的作业，时不时用他的手指戳着我脑袋——简单的算术题都做错，脑壳里装的是“豆腐渣”吗？他的谩骂让我不敢奢望带烘笼上学，哪怕母亲已经提及。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考不好就不要烤火了！父亲一副威严的样子。第三天，老师从我家房前去学校，告诉父亲我得了“双百”。父亲欣喜若狂，立马取出上次编织烘笼的余下材料，给我特制了一个更为小巧的烘笼。每天，我带着烘笼上学放学，好一副豪迈的神情！上课时，我将烘笼置于课桌下独自烘烤；课余，同学们围上来，伸出冰冷的双手，在烘笼上下左右舒张手指。那个小巧的烘笼，一直伴随我念完村里的小学。四年级要到乡里的中心小学上学，老师不准我们带烘笼，一下课，便把我们赶出教室去跑步、打球，寒冷自然不再寒冷。
　　乡村的冬天，父母亲的农活也显得较为轻松。下雨、落雪，他们就躲在家中收拾凌乱不堪的物件。“徐老幺，今天耍一天，我们来打牌哦。”还在被窝里不愿起床的我，听得出是隔壁幸大舅在邀约父亲。打牌，在乡村的空闲日子随处可见。那时我正在偷偷学着打扑克，大舅的吆喝声把我从被窝里弹起，我想趁送茶的工夫，也瞟几眼，提升我的牌技，免得院子里的“狗蛋”总说我的牌技差。大舅、二伯、父亲三人围着我家那张小圆桌坐下，瑟瑟的冷风穿过桌下，他们的裤脚有些舞动的迹象。“把家里的那个大烘笼放上木炭提来我们烤火！”父令如山倒。我赶紧在堆放杂物的那间空屋里寻出家中最大的烘笼，提着红通通的木炭，放到他们的脚边。那时打牌不输钱输米，玩的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一圈下来，输牌的就贴着我用作业本撕成的“胡子”，赢牌的则高谈阔论，好一番得意的神情！母亲的纳鞋底技术是远近闻名的。腊月二十，寸厚的大雪覆盖了我们村庄。春节就在眼前，母亲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让我们几个孩子都穿上她亲手缝制的布鞋。她要与时间赛跑。她提出麻篮篓，戴上顶针，粗大的麻绳在她的指尖与鞋底间穿梭。见母亲在纳鞋底，院子里的婶婶也跟风似的，每人一手提麻篮篓，一手提烘笼前来聚在一处，围成一圈。家长里短，伴着烘笼的温度，缭绕，升腾。
　　生活踩着高速的列车奔跑，烘笼已弃之于农家屋舍的角落里。曾经一度照亮我童年的鲜活影像，定格在了遥远处。但烘笼所散发出来的温暖，在所有的寒冷中，依旧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