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妈妈敲开我房门：“起来吃饭啦。”
　　我揉揉眼睛，窗外晨光熹微，鸟鸣啁啾，一派祥和景象。
　　“这么早就吃饭了？我还在觉头上呢！”我半梦半醒地感慨，“嘎里（家里）的觉真好困（睡），都不晓得醒！”
　　“那日后再回来困（睡）吧。我今天还有事，吃早点。”妈妈说。
　　“哦，那好吧。”我爬起床，伸伸懒腰，来到堂屋，桌上已摆好我爱吃的稀饭和几样家常小菜。
　　“你吃过后在家陪老爸说说话，我办完事就回来。”妈妈一边嘱咐我，一边脱下套在身上的围裙，换上出门做客的行头。
　　我纳闷，平常回家，再重要的事妈妈都要推掉，抽出时间和我唠嗑。今儿怎么啦，没和我说上几句话就要出门，难道还有比她宝贝儿子回家更重要的事？这可不是她一贯的做派。
　　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小，从小就得妈妈的宠，结婚后，两个老人一直随我生活。十年前，因为工作调动，搬到城里，撇下两个老人住在乡下，只在节假日的时候回家看看。只要我一回家，就像我小时候围着她转一样，母亲寸步不离我左右，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有着说不完的话，甚至我到邻居家吃个饭，到户外散个步，她都要跟着，生怕我走丢了似的。
　　我是昨天晚上开车回家的，累得不行，没来得及和妈妈说上几句话倒头便睡下了。
　　洗漱完毕，正准备吃早饭。看见妈妈站在穿衣镜前拢拢头发，拍打拍打衣摆，一阵打理后，又从衣袋里取出一枚红丝绸包裹的党徽，在胸前比划，转头冲着正在厨房里忙活的父亲：“老徐，过来帮个忙，把我的党徽戴上。”近些年，妈妈的手脚有些不灵便，眼睛也不太好使，穿针走线这类活儿还要仰仗父亲的帮忙。
　　父亲放下手上的活计，佝偻着身子慢悠悠地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接过母亲手掌中的党徽，别在母亲胸前：“看看，怎么样？是不是达到了你的要求？”
　　妈妈面向穿衣镜检视一番，笑着说：“嗯，还行！”
　　“又是去开党员会？”我瞥了母亲一眼。
　　“可不是呢。村支书说了，这次会议很重要，事关乡村振兴，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要求我们在家的党员都要参加。”
　　“你还不晓得你老娘？人老心不老，还像年轻时一样，哪次党员活动少得了她！”父亲说。
　　妈妈回过头说：“那是。作为老党员，面对党的事业要率先垂范，身先士卒，这是一个党员起码的权利和义务。”
　　母亲是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她出生在贫苦家庭，三岁时失去了父亲，和外婆相依为命，要不是赶上新社会，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她从小就对共产党有一种感恩的心。成年后，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和男劳力平起平坐，从来不落后，累活脏活抢着干。三十岁那年的腊月，作为妇女队长的她肚子里正怀着姐姐，临产状态，还在水库工地上挑土方，直到肚子疼得不行，才卸下肩上的畚箕，急匆匆地往家赶，不到一个时辰，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她还给姐姐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库生。第二年，在组织的培养下，母亲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加入党组织后，母亲始终高标准要求自己，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妈妈没有读过书，只是上夜校时认识了一些字，但她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
　　对于过组织生活，妈妈一向不含糊。有一次，老人住在我家，晚上接到村支书电话，说第二天要开党员会，我本来想给她请假，因为她来一趟不容易，希望她多住一段时间，尽点孝道。没等我开口，母亲坚决反对：“那怎么行？我到你这里来是经常的事，而现在村里在家的党员本来就少，再缺席，像什么话？”当晚，非要我开车送她回去，我拗不过倔强的老太太，怕伤了她的心，只好连夜把她送回老家。
　　匆匆吃过早饭，妈妈从房门背后拿出拐杖，准备出门。在门口，我叫住了妈妈，从衣袋里取出随身携带的党徽，也学着妈妈的样儿庄重地别到胸前，然后挺直腰杆，把手机递给父亲：“老爸，给我们娘儿俩照张相吧。”
　　父亲接过手机，调好角度，“咔嚓”，母子两代共产党员的形象定格到手机里。两张笑脸，两枚金灿灿的党徽！事后，我把这张相片冲洗好，放在办公室橱柜的醒目处。